一辆满载着课桌椅的红色卡车停在空无一人的十字路口，在它前方不远处，交通信号灯亮着醒目的红色。
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2020 年，在线教育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风口，在咨云网发布的《2020 年度中国在线教育投融资数据报告》中显示，全国在线教育行业融资总金额达 539.3 亿元，相较于 2019 年来说翻了足足 5 倍！
根据新东方公布的截止 2021 年 5 月 23 日的财报显示，在 2021 财年里，新东方累计收入 42.77 亿美元，同比上一财年增长了 19.5% ，单从这份财报来看，增长势头可以说是非常的红火。
但生活总是充满戏剧性，7 月 24 日，官方发布了一则《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红头文件，直接拉起了教育赛道的红灯。
双减之下，新东方股价也是一路走红，其股价由巅峰时期的 158.8 港元一路下跌至如今的 16.1 元，总市值由 2694.8 亿港元暴跌至 277 亿港元，市值蒸发约 90%。
（注：香港交易所的交易行情显示方式为：绿涨红跌。）
11 月 5 日，俞敏洪发布了一条短视频，宣布将新东方各个校区的课桌椅捐往乡村小学，截止目前已累计捐出 73366 套桌椅。
红色的卡车从郑州、西安、合肥、成都、宜昌、佛山、兰州、连云港、武汉、乌鲁木齐、太原、海口等地出发，载着一套套新桌椅驶向了未来。
01 辞职办学
1990 年，俞敏洪 28 岁，他是北京大学的一名老师。
从江苏省的农村到北京大学的老师，一路走来，俞敏洪走的非常费劲。
1976 年初中毕业后，因为当时政策限制（一家只能一个人上高中）的原因，俞敏洪并没有马上就读高中，而是先回家务农了一年，等姐姐高中毕业后再去上学。
高中毕业后，俞敏洪的高考之旅也不顺利，连续两年落榜，终于在第三次参加高考时考入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但又在大二那年患上肺结核被迫休学一年，直到 1985 年才顺利毕业，并留校任教。
1988 年，俞敏洪计划出国留学，他也确实收到了心仪大学的 OFFER（录取通知） ，但 OFFER 提供的仅仅只是 2/3 奖学金，这意味着 3 万美元的学费，俞敏洪需要自费 1 万美元。
北大教师当时的工资每月仅 120 元，约为 20 美元，单靠工资根本不足以支付留学所需要的费用，于是他开始利用北大老师的身份，在校外兼职开办英语培训。
因为培训班教学讲的太好，学生都慕名来俞敏洪的培训班报名，抢了北大官办英语培训的生意，俞敏洪被北大学校广播批评了一个礼拜，行政记过处分的通知在通告栏上张贴了足足一个月。
在被校方通报批评不久之后，俞敏洪就辞职了，准备继续办英语培训班，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赚 1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六万元换成一万美元用以支付留学费用，剩下的四万元享受生活。
想要开办培训班，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办学许可证的问题，但当时想要拿到办学许可证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办学人必须是大学副教授职称；要经过原单位同意。
俞敏洪在北大仅仅只是讲师，而且他还是从北大负气出走，想要北大同意根本不可能，于是俞敏洪找到当时一家补习培训机构东方大学，约定英文培训班挂靠在机构下来解决合规的问题，而代价则是俞敏洪营收的 25% 。
终于，在中关村二小附近一间漏雨的小破房子里，俞敏洪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
02 演讲卖课
创业后，问题接踵而至，首先到来的是生源问题。
此前俞敏洪招生都是借着北大老师的光环，但如今已经从北大离职了，这个身份就不再管用了。
为了招生，俞敏洪把印刷出来的小广告贴满了大街小巷，尽管如此，每日接待的学生依然屈指可数，有一次俞敏洪好不容易说服了学生报名缴费，但还没等钱捂热，学生又转道回来，以教学环境太差的原因，把钱要了回去。
传统贴广告的方式招不来生，俞敏洪只能另想办法。
当时的学生接受英语培训，主要是为了考托福、GRE ，目的是为了出国留学，而俞敏洪自己本身也准备去留学，对这方面经验非常充分，于是它就想了个法子，把这些经验开个讲座免费分享给学生，顺便给自己的培训班打个广告。
这套模式，其实很今天互联网的内容免费，广告收费的模式一样，但在当时还是非常少见的，由于出国风潮盛行，俞敏洪的方法大为成功，第一次讲座就来了 100 多号人，最终有十来个同学报名参加了俞敏洪的培训班。
从一场讲座到几十场讲座，俞敏洪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和富含干货的演讲内容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学生，培训班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从最开始的一个班 20 人，到最后到一个班 500 人，同时开办了好几个班，俞敏洪的讲座策略成功了。
一开始为了节省成本，俞敏洪几乎亲自带每一个班、每一堂课，但后来随着办学规模越做越大，俞敏洪也开始招收老师，在培训合格后让他们上岗教学。
当时俞敏洪的培训班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托福，一个是 GRE ，其中 GRE 有一门课程叫数学逻辑，这门课程俞敏洪不太擅长，且当时的办学规模也不大，于是只培养了一名专职老师，将这门课程交给他负责。
也就是在这里，他栽了创业以来第一个大跟头。
在教学半年后，数学逻辑的教学老师找到俞敏洪，要求将课程 1/4 的营收作为自己的工资，俞敏洪表示这个数不太能接受，工资没谈拢，数学逻辑的教学老师就直接不去上课，将近 1500 名学生晾在了教室里。
最终，这件事以俞敏洪退还了学生 1/2 学费，并继续提供除数学逻辑之外的课程服务为结果收尾。
据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新东方在教师的招聘上有一条绝对红线：半路甩课的老师坚决不录用。
03 新东方成立
靠着绝对优质的内容，俞敏洪在英语培训行业一炮而响，他的讲座也越来越受学生们的欢迎，一场讲座从 100 人到 300 人，再到 600 人。
从首都图书馆大讲堂到中关村礼堂，再到北大纪念堂，周边所有能演讲的地方几乎都被俞敏洪租用了，每个周末，来听课的学生挤满了会场。
让俞敏洪印象最深的，是在国家图书馆礼堂的一次演讲，礼堂只能坐 1000 人，但演讲当天来了 3000 多人，大约有 1000 多位学生挤不进会场，就站在寒风中待着不走，任凭培训班的老师怎么劝都不肯动，说什么都要进去听。
最后俞敏洪将演讲交给了同事，从礼堂的窗户翻了出来（正门挤满了人），站在两个垃圾桶上面给学生们讲了 40 分钟后，他们才肯离去。
垃圾桶演讲结束后，俞敏洪被警察带走了，理由是：造成公共安全事件。
三年时间一晃而过，俞敏洪的培训班从当年一个班都凑不满的草台架子，成长为年营收 600 万的培训巨头。
1993 年 11 月 16 日，通过各种方法尝试后，俞敏洪的培训班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学许可证，由于此前培训班是挂靠在东方大学名下，在拥有了资质后，俞敏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换品牌，正式给自己的培训班起了个名字：新东方。
优质的教育内容慢慢开始反哺新东方了。
随着第一位托福满分考生的出现，新东方的口碑开始破圈式的传播，紧接着又陆续出现了五六名托福满分考生，接着便是 GRE 满分考生，最后随着 GAMT 满分考生的出现（这一考试此前从未有满分出现），新东方终于成为了举国闻名培训学校。
学生们开始翻山越岭而来，上海、广州、西安的学生周末坐火车来上课，上完课再坐火车回去，而在本地，花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到新东方来上课更是家常便饭。
后来新东方为了方便这些外地来的学生，还专门办了住宿班托福好培训班：是个汉子！俞敏洪退租教学点后，将8万套桌椅捐给乡村小学，他们租下了北京四十七中两座废弃的教学楼当做教学楼和宿舍。
今天北京城，即使不开灯，远处城市高楼的霓虹灯也会将天空照亮，但 94 年的北京，天黑了就是真的黑了，伸手不见五指那种。
当时的北京经常因为电力供应不足而停电，新东方的老师们晚上上课，经常上着上着就 “啪” 的一声，灯灭了。
但老师们丝毫不慌，熟稔的从抽屉里拿出一根蜡烛点燃，再一抬头，学生们面前早已各自点起了蜡烛。
阶梯教室很大，大到能坐满几百名学生，也不显拥挤；阶梯教室也很小，小到几百根蜡烛，便能照亮整个教室。
那橘黄色的烛光，透过教室的窗户，洒向了未可知的黑暗深处。
04 三驾马车
俞敏洪在 1994 年的一天，收到了一封特殊的邮件。
邮件来自于当年留学申请的一所大学，信中告诉他，他被录取了，并且大学还能够提供全额奖学金，欢迎入学。
也是在 1994 年，新东方的营收正式突破 1000 万元。
不需要怎么考虑，俞敏洪放弃了留学，决定将新东方作为一份事业奋斗下去。
彼时新东方虽然已是一个年营收超过 1000 万的培训学校，但教学领域却局限在托福雅思这类出国考试培训上，为了更进一步的拓展业务，做大做强，俞敏洪邀请了自己的大学同学徐小平、王强从美国回来一起创业。
1995 年，徐小平与王强从国外回来。
他们并不是接受新东方原有的业务，而是单独去开拓新的业务市场，俞敏洪与他们采用了合伙人制度，既新业务营收的 85% 归业务负责人，余下部分上缴总公司，相对应的办公室租用、宣传、市场拓展、招生等后勤工作由新东方总负责。
王强开辟了新概念英语业务，而徐小平则选择了留学与移民咨询业务，后来新东方还陆续有合伙人加入进来开辟了其他业务，但最开始，这三项业务撑起了整个新东方的发展。
俞敏洪、徐小平、王强，这三个人奠定了新东方发展的基础，后来也被称为 “新东方的三驾马车”。
老话说得好，理想总是饱满，现实非常骨感。
俞敏洪与两位合伙人的合作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顺利，或者说两位合伙人与新东方公司合作的并不顺利。
俞敏洪的培训学校创办于 1991 年，当时他刚从北大辞职，身无分文，是和妻子一起操办整个培训班，后来慢慢起来之后，为了节省成本开支，也基本上都是找周边的亲朋好友进来帮忙，这就导致了整个新东方非常像一个家族企业。
教学的工作家里人干不来，但行政和后勤方面基本上都是俞敏洪的家族成员。
徐小平和王强加入新东方后，和原有的家族成员爆发了激烈的矛盾，双方的矛盾最后激化到了俞敏洪不得不二选一的地步。
考虑到家族成员过多对企业的弊端，且这种弊端已经在新东方里非常盛行，许多人仗着是领导的亲戚对一些工作安排敷衍了事，经过深思熟虑后，俞敏洪决定请家族成员离开新东方。
这是一项非常得罪人的决定，俞敏洪的妈妈为此报复了俞敏洪，足足有半年没做他的饭。
摆脱了家族企业的负担，实行了合伙人制的新东方从上到下充满了干劲，三驾马车为了推广业务和品牌荣誉，围绕着整个北京的大学校园开始演讲，这个学校讲完了去下一个，北京讲完了去另一个城市，最终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三个人绕着全国的大学讲了一圈。
因为三个人从某种意义上都算是比较成功且有人文色彩，徐小平在美国生活多年，王强更厉害，曾经在鼎鼎大名贝尔实验室工作过，三个人都非常具有人格魅力，对大学生们非常有吸引力。
在这期间，新东方的演讲主题逐渐从英文学习转变到了人生励志，这种风格后来慢慢的成为了新东方的一种特色。
经过三人的不懈努力，新东方的业务规模直线起飞，营收从 95 年的 1000 万，突飞猛进到 2001 年的 3 个亿，涨了 30 倍 ！
财帛动人心，业务做大之后，利益纠纷自然平地而起，公司内部又掀起了一轮关于利益分配的矛盾。
同时，合伙人制度的弊端也慢慢凸显，尤其是当公司的几个老板是老同学之后，这种麻烦被进一步放大。
首先是合伙人制度，由于是分项目制领导，导致整个公司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架构，其次创始人之间彼此也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决策机制，经常要为这个事情听谁的而吵个面红耳赤。
从 95 年到 01 年的这几年时间里，新东方又新开拓了几个项目，这意味着涉及公司决策时又多了几位讨论人，核心领导层的决策机制可以说是彻底报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俞敏洪邀请了当时业内比较有名的和君咨询入驻新东方解决问题，咨询公司进来看了下新东方的财务报表，给了俞敏洪一个建议：上市。
新东方当时每年的业务营收为 2-3 亿，纯利润有 1 亿左右，按照当时的市值估算法，市值约为公司利润的 50~100 倍左右，如果上市，新东方至少价值 50 亿元，将现有的业务按比例配置给各个负责人股份，能根本上解决公司内关于利益的纠纷，且将各个业务线收归总公司，有也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上市的提议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即使按照 1% 的股份配比，上市后也能拥有 5000 万元，这个数字远比当前的业务利润要高得多。
于是，在咨询公司的指导下，俞敏洪成立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将原有的业务线全部收归旗下。
在给合伙人配置股份比例的时候，咨询公司提醒俞敏洪要保留控股权，至少持有 51% 的股份，但俞敏洪颇为自信，最终只持有了 45% 的股份，将 10% 的股份留出来给后来人作为奖励。
2002 年 7 月，俞敏洪被公司董事会罢免。
05 赴美上市
俞敏洪卸任后，新东方连续换了两三任领导托福好培训班，但都没法很好的调和董事会之间的矛盾，于是 2004 年，董事会又将俞敏洪请了回来。
俞敏洪回到新东方之后，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一件事中：赴美上市。
2006 年 8 月，在敲定了上市的一应事宜后，新东方带领着团队开始了为期 10 天的路演，他们期望在这十天里筹集到 1.2 亿美元的认购额。
香港是第一站，在上台演讲前，俞敏洪非常的紧张。
通过此前与承销商的沟通，得知了几个不太好的消息，一个是因为时间节点，8-9 月份是投资人们度假的时间点，很少会有投资人参加路演，二则是，中国的教育公司在美国上市，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事情托福好培训班，可能会遇冷。
结果路演会场让俞敏洪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本来预计能有 20 人来参加就不错了， 结果现场来了 100 多号人，演讲还没讲到一半，俞敏洪就被底下的人打断了。
“俞老师，我们都是从新东方上学出来的，这些大家都懂，你就告诉我们定价，和你准备出让多少股票就好了”
最终在香港站，新东方筹集到了 1 亿美金的意向认购额。
随后的新加坡照样复刻了香港的景象，接着便是洛杉矶、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华盛顿，一路走来，站站如此。
中国的学生出国留学后，大都留在了美国的投行、基金公司工作，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出国考试培训机构，他们大都知道新东方，知道俞敏洪，甚至大部分人是通过新东方出来的。
最后，新东方共筹集到了 60 亿美元的意向认购额，超出原定金额的 60 倍。
2006 年 9 月 7 日，新东方在纽交所敲钟上市，成为了中国第一家赴美上市的教育公司。
上市晚宴结束后，俞敏洪一个人呆坐在哈德逊河边，望着眼前奔流不返的河水，他知道当六月个股票解禁期过后，合伙人们就会像这河水一般，一去不返。
06 潮起潮又落
新东方的上市，开启了资本与教育融合的大浪潮，在这波浪潮中，涌现了诸如环球雅思、安博、学大、好未来等以教育为主的企业赴美上市。
在随后的 14 年里，新东方又开辟了许多新的业务，比如泡泡少儿、比如前途出国、比如新东方在线，培训的学科也慢慢由英语转变为全科类。
教培行业卷来了一轮又一轮的浪潮，IT 技术培训、家庭教育、 K12 等等，新东方也顺着浪潮逐步转型为全科类辅导机构，根据 2020 年财报披露的结果显示，K12 业务贡献了超过 6 成的营业收入，已经取代曾经的出国考试培训，成为新东方最赚钱的业务。
在新东方发展的过程中，也不乏遇到过一些危机，比如浑水公司的做空托福好培训班，新东方在付出 1500 万美元的成本，请了独立调查团入驻调查，历时一年半后终于自证清白。
俞敏洪的老朋友们也在一轮轮卷来的浪潮中慢慢淡出新东方。
潮起之后，便是潮落。
萧条的速度超乎了所有人想象，曾被资本狂热追捧的教育行业一夜之间迈入凛冽萧瑟的永冬。
变局之下，有的人企图逆天改命，转型做羽绒服、有的人转型去了隔壁素质教育赛道、也有的人卷款跑路，留下一众等待退款的家长大眼看小眼。
新东方在本轮变局中，选择关闭线下多个培训点，裁员四万人，同时将培训点关闭后留下的课桌椅捐往乡村小学。
大感震撼之余，我想起了俞敏洪曾在其自传中写过一件事。
将徐小平和王强刚从美国请回来时，他们三个人每天结束了工作后，晚上都会聚在俞敏洪家里，喝酒聊天。
他们谈男女关系、谈社会问题，也谈业务发展，最后他们谈到了新东方的情怀。
那是北京的一个深夜，三个年轻人揽肩举杯，觥筹交错之间，他们确定了自己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在做一件事时，要有成就感，要引以为傲，并且能为这个社会带来某种好处和进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