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中国第一个外语学习机构同文馆成立，图为同文馆的学生跟洋教头学习外语。
北京2016年高考方案中，高考英语分值由150分减为100分，中考英语科目分值由120分减少为100分；山东从明年起取消高考英语听力测试，英语试卷满分从现在的150分降到120分；此前，江苏还传出英语将“退出”高考，以等级形式计入高考成绩…… 有关高考调整热度还没有结束，教育部又出面澄清：从未将英语四级与大学学位挂钩。这些是否传导出一个信号：英语真的要降温吗？它要为母语让步？包括英国广播公司等在内的媒体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持续的英语热降降温，表现了崛起中国的自信。从1862年英语正式成为规范课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人对英语的态度始终在变，争论也一直存在，纠结心态充斥在课堂里，当然更纠结的还是在课堂之外。
10月30日下午，邯郸路220号的复旦大学文科楼，从事英语教学40年的邱东林一脸严肃，他手里拿着准备好的两页材料，“英语热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批评？不可理解。美国人也在积极地学习外语，这是趋势，全球化下的趋势！”
在这位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导眼中，目前所谈论的英语热实质上是考试热，而考试热确实存在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外语热本身不是坏事，或者说没有什么不好，它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是交流的需要，尤其对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加不易。
邱东林教授将英语热与国家的发展战略联系的视角，其实一直贯穿在英语成为中国规范课程后的150多年里。
战败“自强”
被迫工具性地学习
经历了中英鸦片战争的清政府，从向来自诩“天朝文明”、非“夷狄之邦”所能比拟的状态中，开始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士。他们认为，唯有了解和学习“西洋”文明，谋求振兴，巩固统治。
因英语人才缺乏，语言文字不通，中英之间还产生过龌龊，甚至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诱因之一。根据《南京条约》出国英语口语教学，中国开放广州等通商口岸，身处广州的地方官员咬定条约中开放的“港口”，并不包括城墙之内的广州城，因此英方人员只能在港口做生意，不准进城。而英方认为，“口岸”（port）不只局限于港口，开放包括广州城在内。双方争执不下。香港总督兼远东特使包令爵士（John Bowring）到任后，身为自由派政客的他，虽然主张宪政、民权，但在远东他发现，一切理论都无计可施，依然无法让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内。最终，借助“亚罗号”事件，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结束后，英国特意在《天津条约》中规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辞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并敦促中国加强英语教育。中国自身也终于在惨败中吸取教训，开始洋务运动，大规模培养外语人才。
咸丰十年(1860年)，恭亲王奏请设立总理衙门。次年，总理衙门设立，但官员们大多不懂外语，于是恭亲王等人又奏请在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于是，京师同文馆就于1862年应运而生，隶属于总理衙门。
1862年同文馆开办时仅设英文馆，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J.C.Burdon)任第一任英文教习。随后，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东文馆（日文）等相继成立。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被任命为总教习，他也是该馆第一任校长。自光绪十三年(1887年)起直到1900年该馆停办时，每年学生总额维持在120名左右。
同文馆第一次总考试于1865年10月11日至19日举行，历时9天。初试是把外国照会译成汉文。复试是将某条约中的一个片段译成外文。最后口试，密出汉语条子，令考生口译成外语。
除同文馆外，各地也举办了外国语文学校，诸如1863年设立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开办的广州广方言馆等等。纵观这些学校，功能有两个: 一是培养翻译人才，另一类意在培养专门军事科技类人才。
当时正在维新中的日本，也正在狂热学习西方，文部卿森有礼甚至主张把英语当做国语。后因日本民族主义者忌恨，森有礼被刺杀，但日本更彻底地了学习西方，最终击败了清政府。
自此，清政府的自强运动以失败告终。光绪皇帝、翁同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决心走维新道路。张之洞于1898年3月在《劝学篇》中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成为当时的教育宗旨。根据这个宗旨，他们于1902年拟订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1903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加以修订而成《奏定学堂章程》，奏准颁布后，成为“癸卯学制”。
按“壬寅”、“癸卯”学制，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均开设外语课，这也是我国大中学校普遍开设外语课的起点。“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学洋文”，而对初等小学的外语教育，是“断不宜兼习洋文”；而设在通商口岸附近之处的高等小学堂，可在学堂课程之外兼教洋文。
此后的研究者认为，语言学习中，始终存在着中学和西学的地位问题，而解决之道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认为，外语学习的首要条件就是精通中国古典作品，因为只知外国，不知中国，无异于丢弃良心。
教会学校
也有拒绝全英语教学者
诸如同文馆等在内的学校出国英语口语教学：中国人的英语纠结(图)，选拔的生源有限，而真正让英语教育扩大影响的，是随后的教会学校。
最早一批教会学校在中国南方的澳门和香港建立。比较知名的是马礼逊教育学会学校和英华书院。容闳便是马礼逊教育学校学生的《英语集全》作者之一。容闳是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名中国人，后来在建立大清幼童出洋肄业局方面颇有影响，被清政府邀请出席会议，与高官共商采取何种对策使中国现代化。马礼逊教育学会学校的毕业生也在“自强”运动中发挥了直接作用。
在整个19世纪一系列有影响的教会学校中，1862年建于香港的中央书院（后改为皇仁书院）最为出名，因为它出了一个著名的毕业生—孙中山。1884年到1886年在该校就读的孙中山，1923年返港演说时说：“我们必须以英国人为榜样。我们必须把英国好政府的榜样传遍中国各地。”这远远超出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畴。
起初，教会教育进展缓慢，到1870年代仅有20家教会学校，学生约230人。义和团运动之后，在华传教士人数飙升。1925年，基督教会小学7000多所，学生人数超过了25万，其中中学生人数约为26000人。
另一个以外语教育出名的是教会大学。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外国传教士共在华建立了13所新教会大学，著名的有上海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沪江大学、汇文书院等。1949年后，这些大学不是改名，就是被其他机构合并。这些大学一般人数很少，影响力达到高潮时，总入学人数也不过12000名学生。这些学校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出国英语口语教学，很多中产家长都把子女送去接受教育。
上述大学，大多都选择了使用英语教学，虽然对语言的管理不尽相同。有些大学毕业生的英语质量全国闻名，如上海的圣约翰。英语在这里成为主要的教学手段，该校也被称为“中国英语培训中心”。
汇文大学（燕京大学前身），已经超越工具化论调，它的英语教学计划的目标是：“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获得关于英语语言的批评知识和实际知识，从而在他（学生）面前打开神学、科学和哲学的宝库。”
燕京大学十分强调中文学习，特别是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后更为如此，其宗旨就是要成为一座中国文学的编目和研究中心。现在该学社仍活跃于哈佛大学中。
对全英语教学，也有教会大学反对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齐鲁大学。
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主张用中文教学。他认为，如果使用英语，学生会被诱惑到外面经商赚钱。后来齐鲁大学学生罢课请愿，要求引入英语课程，仍遭到狄考文的强烈反对。
“正如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一般的年轻人所难以抗拒的。”狄考文说，“中国的一些年轻人发狂地要学英语，因为他们认为学了就会有钱。”当然，他主张中文教学的另一个目的是，便于在中国传教。
这种教会学校带来的影响，并非让所有人开心。比如，1920年访华的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对他所见的诸多方面感到沮丧，他甚至怀疑美国传教士的教化热情背后隐藏的目的。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庄士敦也批评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
“五四运动”之后，传教士教育受到中国学生和教师的炮轰，“五卅事件”发生后，更出现大学学生退出教会大学的浪潮。另外，当局要求教会中学登记，校长必须是中国公民，宗教课程变成选修，教学方式按政府大纲执行。因此，约3000名传教士离开中国，教会学校式微。
民国时期
生源好的精英式教育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学制系统，1913年1月又作了补充修改。因为1912年是壬子年，1913年是癸丑年，于是民国初年的学制又名“壬子、癸丑学制”。
这一实行到1922年的学制，对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外语都做了规定，如高小视地方情况可于第二或第三年加设外语，中学四年外国语为必修课，大学预科必修外语，文、商本科英语和第二外语必修。
“1913年，七月下旬我到上海，报考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只考国文与英文。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改错、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回忆，他被录取后到北京大学预科上学，当时预科还要求选择一门第二外语。
国民党执政开始后，政府控制的学校很快超过了教会学校。到1920年代，教育的各方面都受到国民党政府控制。国民党中学中，对外语学习规定相当宽泛：通常的方法是语法翻译，典型的意义就是精读、背诵并对句子进行语法分析。
当时，这类辩论有很多，核心是如何最有效地防止中国人的价值观受到西方侵袭。到1927年，中国舆论已转而反对教会学校，教会学校越来越被视为“文化和心理分裂的来源”，而且是帝国主义的一个例证。
以至于1920年代后期，上海文人按照教育背景分为三派：英语派、法德派和日语派。其中英语派的代表有温源宁、吴经熊、孙科和林语堂，他们主张中西融合。
争论之中，对英语教学的影响并不显著。从1923年到1941年，国民政府陆续出台了中学外国语课程大纲，但并未达到影响全国的力度，这种精英式教学模式虽然未掀起英语热，但是当时的开放口岸的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仍旧很高。
这种热情让在华的外国人也感到不解。香港大学首任英语教授、从192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早期一直在华担任英语教授的罗伯特·K.M.辛普森，在反思当时华人学生学习英语的问题时指出：“对英国来说，英语是人们渴望继承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但对其他民族来说则是一种艰难的习得。我有时诧异他们（华人）为何急于要学会这种语言。我曾把这个问题作为文章考题提出来，并从不止一个考生中得到了同样的回答，‘因为美国人使用这种语言’。”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院原院长、教授虞建华归纳，民国的英语教育是小众的、少数人的教育，生源非常有限且质量很高。当时的情况是，外国人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因是强势文化，因此实行全部西化教育。这些都使得后来的毕业生以英语为代表的外语能力很强。
另外，他认为，当时的高校拥有真正自主考试的权利，这可能在指向性方面引导学生加强的是英语能力培养，而非现在以多项选择为代表的客观题型考察。这都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1949年后
英语教育在遇冷中变形
1949年10月后，首先热起来的外语是俄语。
1949年后，中国政府宣布“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中美外交关系中断，英语被俄语替代，成为第一大外语。随着朝鲜战争爆发，英语更成为冷门。而外语教育的目的是：“外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国家建设和人民事业服务”。
从1953年开始，从中学到大学，俄语成为最受欢迎的外语。1954 年，教育部通知初中不再设英语课，已开设的一律停止，初中英语教师转入其他学科，或改教俄语。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59年。最能证明当时英语遇冷的是，1957年全国只有850名中学英语教师。
中苏关系热度，并非一直高温。1956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会上指出，必须扩大外语教学。1956年年底， 英语专业开设高校回升到23所，学生2500余人。
上世纪60年代，中苏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英语开始逐步回归人们的视野。1961年，教育部颁发中学英语教学方案，要求重编英语课本。1962年，英语被列为高考科目。两年后，教育部提出，在学校教育中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并要求增加学英语人数。
“文革”时期的英语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66年6、7月，中小学学期考试一律停止。北京市更是要求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当年年底，中央发文要求，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农村小学的文化革命“和所在队、社一起搞”。
停课闹革命，英语教育无从谈起。1966年6月，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请示报告，指出目前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能再用，必须重编。而当时负责编写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专业人员，被一律下放到安徽凤阳劳动。
1967年2月，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不过英语课迟迟未能复课。直到1969年，英语才重新出现在课程表上。
“文革”期间，英语教育的停滞和混乱，从教材上就可以体现。1969年7月出版的山东省中学试用课本英语第二册书本上，标明“专供复课闹革命使用”。
1971年“9·13”事件，林彪身亡。随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强调重视英语教育和英语教材改革。但是，这种纠偏迅速被压制，“极左”思想再次占了上风。
1973年6月30日，辽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青、生产队长张铁生在参加高考时，在白卷后写了一封不赞成文化考核的信。这封信被全国报纸转载，文化考察成了旧高考制度的复辟。1973年夏，河南唐河县马振扶中学一名女中学生的考卷上出现了这样的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当接班人……”
“白卷事件”和“顺口溜”很快闻名全国，英语学习受到排斥。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的英语教材充斥着政治词汇。比如：ever-red sun（不落的红太阳）、running dog （走狗）、the great leap forward （大跃进）、fall in （集合）、line up（战队）、front pass （向前三步走）、halt（立定）、sling arms（背枪）、fix bayonet（上刺刀）、air-raid alarm（紧急警报）、black-out（灯火管制）、antiaircraft machine-gun （高射机关枪）。而类似的句子也很常见：We treat prisoners of war well！（我们宽待俘虏！）Stop！or well fire！（站住，要不我们就开枪了。）Dont try any tricks！（别耍花招！）Tell us all about your secret code！（把你们的密码说出来！）What is your password！（你们的口令是什么？）1
1978年后
开放的需求中走上神坛
到了1980年代初，中国开始重视英语，特别是主要大城市的学校，因为它被认为对大学学习和就业越来越有帮助，而且被广泛认为是“国际交流和贸易的语言”。
与此同时，对于外国文化和语言相关的“精神污染”，担忧依然存在。1978年的教学大纲以下列语言在政治上赋予合理化：在某些方面，英语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国际阶级斗争、经贸斗争、文化和科技交流、国际友谊发展等……
这部教学大纲1982年修改时，重点发生了转移，从政治转向了经济，其中的观点在1993年的英语教学大纲中又针对初中加以重申，规定如下：外语是与其他国家交流的一项重要工具并能在促进国家和世界经济、科学和文化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993年教学大纲的目标还包括促进交流，学习外国文化。这些目标后来又在2000年英语教学大纲修改稿中针对初中做了修改。
此后的英语，被一个人推上了“如日中天”的地步。
“I enjoy losing face. I welcome setbacks. Relish suffering. Seek success.”1990年代后期，中国英语教学法是一场由一位名叫李阳英语教师推动的。据称，他给1300万中国人上过英语课，他的教学法是疯狂英语，他不停地让他的听众：“尽量大声讲！尽快地讲！尽可能清楚地讲！”
他不停地说着他的自卑情结，13次大学考试不中，连续3个学期英语没过关。他说，中国人学习英语关键是缺乏信心。“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英雄。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还需要英语。”李阳大声地告诉他的助手。
他还告诉学生，在海外教英语可以赚钱，“在日本教英语，最高工资每小时3万美金……去周游世界吧！”
当然，李阳口中还不断重复“Never let your country down！”和“Make the voice of China be widely heard all over the world！”他还雇佣一个胖乎乎、开始秃顶的美国人在台上当丑角。他自己被前呼后拥，是个明星，他也赚了很多钱，他从书和磁带销售中获利。
发明了这种被国外英语语言学专家称为“莽汉”式英语的李阳，近日加盟了一家直销店，“他终于找到了归属”，一名网友如此评价。
不管英语多么热，对它的态度因人而异。1995年的一份报告说，很多学生都不愿学习这种语言，之所以学习是英语很重要，而学生们则是“纯粹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据他们称，大多数中国人学英语不是为了国际交流，而是为了获得社会和经济的流动性。
尽管如此，英语教学继续扩展，后来出现了英语热。许多城市出现了英语角，各种涉及英语的证书越发受到欢迎。英语成为中国第二种强大语言。英文报纸、英文广播、英文电视等都在增加。
还有，到英语国家求学受到追捧。1997年的一份报道称，1978年至1997年间，共有27万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其中40%去了美国。据人民日报报道，1978年到2000年，共有40万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
中国的英语热却是主要体现在考试热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消费研究院报告显示，在考试的带动下，国内英语消费群体有3亿人，有5万所英语培训机构，年销售额超过300亿元，并以年增长率30%的高速增长。
“英语热不是问题，而考试热确实问题大。各种级别考试充斥在这个国家，考试种类过多，其实这里面有精简的空间。”顾东林担心，英语考试社会化会带来的问题，“会不会成为一个赚钱的行业？是否会冲击正常的教学？”
当北京市高考英语权重降低后，有人把这种调整归因于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对此，担任教育部英语教育指导委员会成员长达10余年之久的虞建华教授认为，增加母语权重减少英语权重，这只是个微调，与民族自信无关，更不是所谓的民粹化。
而对于此举能否带动母语热，受访者多认为不能直接画等号。
“这种调整，不能因为考试分值的调整，就想带动母语热，这还是分值决定论。”顾东林指出，英语热的降温，是否直接导致母语热，还需要更强的逻辑证明。
当早报记者告知有人提出取消中学阶段英语教学时，顾东林回应说，30多年来，以英语为代表的外语教育对中国人认识了解外面的世界，可以说功不可没出国英语口语教学，“不能因个别人的想法，想废除就废除。”
对于学习英语的困难问题，虞建华教授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学习英语不快乐，是教育问题，不是语言问题，“数学也一样（难）。”他指出，英语需要不断地练习才能掌握，这就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加上目前有些教学方法不科学，加重了学习者的负担。
每当议论纷纷之际，中国的不少英语教学名家都会强调，掌握一门外语过程中，学习文化非常重要。毕业于清华外语系，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王佐良教授，曾任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在上世纪80年代，但凡学英语的，都会识得他的大名。他曾给外语学习者一条建议：
“语言之有魅力，风格之值得研究，主要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大的精神世界。”
（本文参考了《中国式英语—一部社会语言学史》，《跨文化视域下的外语教学》等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