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6月15日刊登题为《中国学生喜欢用英语向不太熟悉的人说出心中的秘密或困扰》的文章，作者是在中国担任英文外教的马修·德巴茨。

文章写道，罗茜是北京外交学院大一的学生，她进入教师休息室参加英语口语考试。她戴着黑色的宽边眼镜，坐在了休息室一把橙色的扶手椅上。她把演讲稿从桌上递过来，上面写着“我的故事”。马修在期末考试标题上写上了她的名字。

“上中学时，同学们取笑我有一对‘白痴’父母，”或许是意识到要打分，她讲得轻柔而又从容不迫，“所以，在上高中时，我决定不再告诉任何人。现在，到了北京，我仍然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朋友们都不知道。”

在中国，与除亲密朋友以外的任何人讨论不幸福的家庭生活被普遍认为是个禁忌。但是，作者注意到，在他的许多学生中，罗茜在与他分享她的故事时没有一丝的犹豫。

她说，她的父母是聋哑人。面对社会歧视跟外教学口语：外教谈中国学生：更愿用英语说出心中秘密，他们无法找到工作，她的父母靠他们自己的父母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罗茜的父亲吸毒成瘾，还经常虐待她妈妈。她妈妈曾因盗窃蹲过监狱。罗茜的爸爸曾迫使她帮他买注射器。

文章称，这一口语考试从10分钟延长到了40分钟。午饭的铃声响了。其他教室的学生纷纷走出教学楼，穿过院子跟外教学口语，前往食堂。罗茜则身体笔直地坐在橙色的椅子上，一动不动。马修的胳膊在打分表上晃了一下，却没有给出分数。

马修来到北京，成为中国大学里众多外国英语教师中的一员。为他提供资助的“普林斯顿在亚洲”项目已尽其所能让他了解他可能会面临的文化上的差异：抄袭、学生不愿意参与课堂讨论以及喜欢死记硬背等。但是，他们没有告诉马修，学生们愿意在英语课上分享个人经历。

文章称，罗茜并不是个案。许多中国学生在与外教交谈时，似乎很愿意讨论他们生命中那些特殊的时刻。有些人会利用私下时间，比如一对一的考试、办公时间和安静的课后讨论时间等。还有些人会在课堂上跟同学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坦白个人和家庭生活通常并不认为是中国人的特点。彼得·赫斯勒是一位获奖的美国作者跟外教学口语，他自己也曾作为和平队的一员在中国教授英语。他写道：在他的经历中，中国人通常“非常害羞腼腆，他们不喜欢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他注意到，“通常要花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才能让一个人畅所欲言”。中国人爱传闲话，发点小牢骚。但是，在大事上却很少跟陌生人谈及。这使得中国学生在英语课上的表现有些反常。

马修以前的一名学生告诉他：“说英语时，我感觉自己是另外一个人。”说中文时，他很恭敬、羞怯和拘谨。但是，在英语课上，他却非常大胆、开放和直率。讲英文时，他会去冒讲中文时不敢去冒的险。对中国人来说，英语可能像个面具，在讲真话与听者的反应之间构筑了一个缓冲区。学生关注的是如何去说，而不是在说什么。如果有什么误解，可以归咎于语言问题。

文章称，对罗茜来说，英语成为一种逃避——逃避她的父母、她的家乡以及她想抛却的那种生活。后来，据他所知，罗茜高中时上的是外语学校，重点学习英语。她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作为保送生进入北京外交学院学习。现在，她生活在北京，远离她的家乡。每天晚上，她都会通过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节目来学习英语，一学就是几个小时。

或许，只要是说外语，任何一种外语，都会让人更放松。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发现，用外语对道德问题做出决定会产生更加有效，或者说“理性”的结果。作者表示，这一现象源于用非母语交流的“弱化的情感反应”。

文章称，对弱化的情感接触进行以观察为依据的证明当然很难获得，但是，这一结论似乎与许多中国学生的经历是一致的。外交学院毕业班学生爱德华在期末任务——创作一篇TED演讲——中讨论了他与低落情绪的斗争。他说，他讲英语时不是那么有感情。“或许在讲母语的时候跟外教学口语，我会哽咽。或许我会因为情绪太过激动而无法讲述。但用英语讲时，我觉得可以更好地控制情绪。”

文章称，中国学生喜欢在英语课上吐露心声也许还因为外教有自己的圈子，他们往往处于大学的行政体制之外。在外交学院，在上第一周课前不久，马修应邀与学校的领导座谈。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跟中国老师说过话。学生们不用担心，哪句没说对的话会危及他们在学校的发展。外教在一个学校待的时间相对较短，通常也就是一两年。学生们知道他们自己的故事不会在校园里停留太久。

与此同时，外教的教学方法与中国老师截然不同。中国新疆石河子大学的美国教师克里斯·德拉塞说，他的课比中国同事的课更多地以讨论为基础，更有互动性而且不那么拘于形式。德拉塞说：“我总是试图与每一个学生交流，与他们进行目光接触，进行20秒的对话，来检查他们做得怎么样。”相比之下，他所在大学的中国教师在上课时往往更加等级化。同在石河子大学当外教的玛丽娜·鲍尔斯对此表示认同。“很多学生说，他们之前从未被问及他们的观点。”

文章称，中国学生向外教敞开心扉可能也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在中国，心理治疗仍处于初级阶段。据专家估计，每1000到1500人就需要一名治疗专家，但是，截至2014年，中国只有2万名执业心理医生，这些医生仅能满足2000-3000万人的需求。据我了解，很多学生并未利用过学校的精神健康资源。在这一方面及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上，比如同性婚姻和婚前性行为方面，外教通常被认为更加自由和开放，而且用英语来讨论这些话题似乎让人感觉更舒服。（编译/许燕红）

资料图片：2013年3月25日，在安徽省含山县关镇小学，外教朱尼奥和学生们一起做游戏。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