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新学期开始了。这是我们工业外贸教研室开展工作以来的第四个学期。
尤老大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进修结业,带着满满一大皮箱书籍凯旋归来。
一年的进修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即使是外贸专业的本科生,用来学习专业课的时间,也就一年多一点。而尤老大的学习精神和刻苦程度,显然不是一般本科学生所能比拟的。在这-年时间里,他学完了外贸专业所有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其实,他的收获还不止这些。他在北京还参加过托福考试。
江城虽然消息不甚灵通,但在我们校园里,“托福”已经成为大家近年来的热门话题。高仓满和常发两人都已经去上海考过托福,而且都过了六百分,现在正在备考GRE。
一九七八年新年伊始,一场“打开国门走出去”、向外派遣留学生的想法就开始酝酿。而这个想法从产生到实施,非常高效。
这年六月,邓公明确表示:“我们不要十个八个地派,而是要成百上千地派。”
半年后的十二月二十六日,五十二名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重点院校和科学院系统内部经过层层考核、精挑细选的青年才俊,准备启程赴美。这一天,国务院方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为他们送行。
出国之前,这批学生被送到设在北京语言学院的出国人员集训部集训。集训内容除了学习有关规定和外事纪律之外,还着重学习生活常识。怕有些同学像和在国内一样,用报纸或其他废纸擦完屁股顺手扔到马捅里,堵塞了管道贻笑大方。为此,许多同学都在国内买了很多手纸带到美国去用。
国家发给每人七百元置装费。留学生们的行头是每人一件黑色“银枪呢”大衣,还有同样的西服、皮鞋和皮包。
从那以后,国家加大了公派出国留学的力度。出国留学的目的地国家主要是赴美留学,而美国大学接受外国留学生的首先条件就是需要托福考试成绩。但是,当时在中国内地没有设立托福考场,要考托福就得出国。
为了使英语考试变得方便,国家教委在一九八零年开始举办EPT(英语水平考试),作为“出国前的预选”。
EPT在设计题目时把托福当做参照,难度也与之相当,但是,当考生们拿着成绩单去申请一些非中美政府间合作的美国大学时,却遭到了拒绝。因为美国大学一般都不接受EPT考试成绩。因此,把托福引进中国,俨然成了当务之急。
一九八一年二月,ETS(美国考试中心)派小组来华走访了国家教委,并起草了有关托福进入中国的协议,同年五月,中国代表团赴美签字。
七个月后,第一批托福试卷从美国由专门的快递运到北京,再从北京分发到上海和广州。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内地的第一次托福考试(TOEFL),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同时开考。共有七百三十二名考生走进了考场。
那次考试,创下了中国内地考试的诸多第一。第一次将美国标准化考试引入中国,第一次使用机读答题卡,英语考试第一次考听力。
那场考试的考生答题所使用的铅笔、橡皮、转笔刀,都是跟随试卷一起从美国空运来的,每一根黄色铅笔上都印着“TOEFL”的字样。
之所以从美国空运铅笔和橡皮来中国,是因为担心我们的国产铅笔色度不够,影响机器判卷的准确性;美国橡皮质量好,擦过以后试卷上不会留下黑色的痕迹。
国家的经费有限,公派出国留学的人数毕竟不多。自费留学才是未来的大趋势。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成名的影星陈冲,于一九八一年自费出国留学。她是自费留学潮中的弄潮儿和探险者,虽不知道她是第几个吃螃蟹的人,但肯定是屈指可数的前几名。那时候国内的影星和平常人一样,也没有钱。她在美国依靠刷盘子洗碗和其他劳务活动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
从八十年代初到一九八四年之前,国家出台了一些关于因私出国的有关政策。到了一九八四年,《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正式颁布,这就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出国留学的渴望。
学工的赴美读研有一个好处,因为在美国的工科院校中,导师手中大都握有课题经费,可从其中拿出一些来资助他们的学生。
在本书第二百九十二章中,曾提及我在读本科时的同班同学易民同自费赴美留学的往事。现在他去美国差不多已经有两年了。刚到美国的时候,他刷盘子洗碗,吃了很多苦。后来,他得到了导师的课题费资助,学校又为他减免了学费,有时候他还能在学校里做点助教工作赚点补贴。这样,他的日子就好过起来了。
尤老大在北京,考托福方便。而且凑巧的是,我们研八四班分在北京工作的靳荣协同学当时手头上正好有点美元,这让尤老大的考试费有了着落。于是,他就顺便在北京过了一把考托福的瘾。
尤老大这次托福考得不太好,这其实也在情理之中。由于他所选修的外贸课程太多,没有时间备考托福。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他考了五百三十三分;而托福的满分是六百七十七分。
尤老大手头有一本像杂志般大小的厚书,里面的内容是对美国几百所大学的介绍。每所大学对托福成绩的要求都不一样。五百三十三分的托福成绩,虽然进不了美国的一流大学,但进二流大学还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能去美国,就算上二流大学也行,它们也是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学校。
但是,对于我们管理分院的这些青年教师来说,这在当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那时候管理分院的青年教师相当紧缺,金老师不可能放行。就算金老师为我们的前程着想,网开一面,到了学院领导那里也是通不过的。
因此,尤老大考托福,也就只是考考玩玩罢了。
我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托福英语,而且好奇心十分强烈。通过考托福赴美留学,在当时的青年学子中已蔚然成风,这对我当然也同样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细想起来,如果我当初不转行到管理分院,而是继续留在农机教研室工作,那我赴美留学的美梦就可能成真。因为农机教研室人才济济,对于有能力赴美自费留学的青年教师,不会设置障碍。
在农机教研室托福英语,像高仓满和常发他俩英语这么好的青年教师不多,他俩赴美留学,不会引发农机专业师资的大量流失。如果我当初在研究生毕业时回到了农机教研室,也会享受到和他俩同样的待遇。
一年半之前,在我研究生毕业时,我们要大进大出、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决策犹如滚滚洪流,将我席卷其中,我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项新兴的事业之中。当时,与这股洪流相比,赴美留学还只是像一条在山涧中奔流着的小溪。
然而,这条小溪虽然涓细,却一直在我心中流淌,从来未曾平息过。
中学时代的最后两年,我们家住在星村。那时候,我经常和小伙伴们用小石片在门口不远处的白洋河里比赛打水漂,看谁的水漂打得最远,激起的涟漪最多;每次取胜的竟然都是年龄最小的常发。
那时候的常发是个玩童;他整天爬树掏鸟蛋,下河捉鱼虾;他还是在班级里逞勇斗狠、主持正义的孩子王;他没少让作为他老师的我父母亲和他大哥常贵操心。
而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很快就要答辩了,他托福又考出了高分。相信他GRE也会考得很成功。过不了多久,他会像大鹏展翅一样,越过一万多公里的长空,到美国去读博士后。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常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是在星村这一小块神奇的土地上,从一名浪子成长为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是由时代造就出来的宠儿。
尤老大在北京考托福的事,就像当年常发用手中的小石片在白洋河水面上掠过一样,激起了我心中的涟漪。我想,即使学校不放行,我去不了美国留学,但我像尤老大一样,考一次托福玩玩总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