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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晶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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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米（化名）只剩下 16 天来决定，是不是要扔掉 300 万元。
这是 11 月 4 日，她按照当地教委的通知，和 150 多家教育培训机构的负责人一起来开会。
她已经想了 3 个多月，是不是将自己的课程培训机构转为非营利性办学机构。转，成为非营利性机构，创业以来投进去的钱再也取不出来。不转，公司就会被吊销营利性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不能开学科类课程，投资同样无法收回。
讲完了如何营转非和对应时间后，一位教育局领导在会上直接点明，在现在的国家政策下，转为非营利性机构后很难再有盈余，“何必还要继续做下去呢？”
没人觉得需要犹豫，除了李米本人。政府工作人员、合伙人都告诉李米，应该毫不犹豫地注销公司，不再做中小学学科业务。
但她不甘心。现在的公司是她盼望已久的人生转折点。她在富士康做了好几年芯片采购，后辞职回家考了公务员。体制内升迁的尽头很明确，而她以前富士康的同事们都去了华为、小米，有的还成了高管。
想在 30 多岁的时候想重新开始，她在 2018 年找到现在的合伙人，一起筹了 300 万，在山东临沂建起了两个少儿英语培训校区。刚付给加盟商数十万元，就遇上了 2020 年疫情暴发，关门大半年。
到今年 6 月，暑期招生的旺季，她的生意才有好转。7 月底，“双减” 下来了。
“一腔热血扎进来，结果现在每天都有新打击。” 李米说。
李米的选择也是各地线下教育培训机构创业者在过去几个月的共同经历。有些地方政府给的时间更短。一位河南的教育创业者说，当地教委要求在 10 月 1 日前完成营转非登记，比教育部办公厅给出的截止时间提前了 3 个月。
01、小机构大多选择关门，放弃了幻想
不转非营利，直接关门的理由很充足。
如果选择营转非，山东临沂教育机构的投资人需要先捐资 20 万元给非营利性机构，这笔钱，以及之后开课所产生的每一分收入，都只能用于机构日常支出。如果有一天，非营利性机构申请破产，机构的所有资产（桌椅、空调等）都只能转给其他的同类非营利组织，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出资人或者举办者都不能取出。
各地捐资标准不一。上海松江区营转非过程中，投资人需要捐资 100 万，河南、浙江、山东等各地捐资额度基本都在 10 万以上。
机构不可能为投资人带来盈利。且转成非营利性机构后，语数外等中小学学科课程依然不能在节假日上课，周中上课时间也不得晚于晚上八点半，所有营收只能用于公司周转，不能在内部分红。机构老师的收入也不能高于当地公办学校老师收入。
调整后，课程价格将由各地政府指导。按照上海市松江区公布的政府指导价，一节课（ 45 分钟）收费在 40-70 元左右，基本只有当地学而思培优线下课程价格的一半。
一位北京教培机构创业者算了笔帐，寒暑假、周末不能上课，机构的收入基本上只有原来 1/4，课时费再打折，就只剩 1/8。转了非营利的机构只有通过裁员、退租来降低成本。
即便愿意不赚钱，非营利性机构也将面临经营问题。
李米说，在临沂当地公立校老师的月工资在 元，而自己机构的老师在 “双减” 前收入要高一倍。
接下来各地政府将出台中小学学科课程的指导价，李米估计即使最乐观的情况，也得砍掉一半的课时费，这也会让老师们的收入和公立学校持平，大部分人都不会选择留在教培机构。“即使留下来的人，也难以再保持和原来一样的积极性了。” 李米说。
但她不甘心就这样放弃。300 万元已经投下去，距离收回还有很远。这也是自己违背家人意见一般英语培训，从体制内辞职后创办的事业，“就这样放弃了，怎么跟学生家长们交代？”，以及 “面子往哪放？”
李米总有理由说服自己坚持下去。她想，国家清理完大部分不合规的课外机构，或许会扶持留下来的机构？或者她可以先拿到非营利性办学许可证，不赚钱给中小学阶段的学生上课，再想办法让这些学生买点其它课程 ?
11 月 5 日，教育局要求各家机构填写营转非意愿书。她特意在截止时间前 20 多分钟才到，看同行们都怎么选。在那张提交材料的签到表上，当地 150 家机构中 105 家都签名表示愿意转为非营利经营。李米松了一口气，“别人都这么走，那我也这么走吧”。
但离开的时候，她和几位同行听到了当地一位领导打电话，语气毫不客气。
“你自己想好要不要继续做。” 说完这句，领导声音更严厉，“节假日不能上课这是国家明确规定的，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查。每周我们都下去查别人举报的机构，都查不过来了，只是还没查到你头上。”
李米和同行们交换了个眼色——他们都没想到，仅仅是被举报的机构，就已经让政府工作人员们忙不过来了。
在最终提交所有材料前，李米特地去了济南考察了一些已经完成营转非的机构，情况比她想象的更糟糕：做完所有合规后，一些机构甚至连水电、房租都支付不起。
和合伙人商量了几天，仔细算了账，她最终决定还是放弃中小学学科业务，将公司经营范围改到高中，这样就不必做营转非，也不必注销公司。
“决定不转非的时候，一下子反而放松了。” 李米说，现在心理上已经接受不得不放弃了，“因为行业的现实就是这样。”
11 月 20 日，提交最终材料的时间到了，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将 150 多家教培机构负责人划拨到了三个群里：注销公司、转非营利机构、转为非学科类培训（比如素质类课程）。李米发现，原本表达了营转非意向的 105 家教培机构，只有不到 20 家转为非营利经营，大多数还是选择注销公司。
一位浙江教培机构负责人觉得，虽然有三个选择，但其实对于没有资金支持转型的小机构来说，只有关停这一个选择。
到了 12 月，行业里开始传，此前文件没有提及的高中阶段教育培训，也得实行营转非，且周末节假日不上课、公司不能给股东分红。
李米说，如果消息属实，她就会直接注销公司。现在她正在研究通过平板卖录播英语课，是不是能避开学科类课程的监管。
一位熟悉政策的人士则诧异于教培从业者们所怀的侥幸，“如果高中阶段不管，那前面的努力不是都白费了？”
02、大公司， 4 名主讲老师竞争一个职位
几十万元保证金不是任何大公司会在意的投入。
11 月中旬，好未来、新东方、高途等先后宣布将在年底停止中小学学科培训业务，不过这些一线教育公司均申请了非营利性办学许可证，且将会在 12 月初陆续拿到。新东方也有部分校区申请了该证。
一位上市教育公司中层说，大公司更看重还能不能留在牌桌上。“这些不赚钱的业务做多大，公司自己可以说了算。但不能错过了这次拿牌照的机会。”
从今年 7 月底开始，全国多省市就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今年是拿到非营利性办学许可证的最后机会。
一位头部教育机构人士表示一般英语培训，保留非营利性学科培训业务，能够为核心教研、内容人员提供工作和一部分收入，同步支持新业务的发展。
这些公司各自还有数百万继续上课的中小学学生。尽管不可能再靠中小学学科类课程赚钱，但只要能留住学生，大公司就多一点机会卖素质类培训课程或者教育硬件等产品给家长。
两家一线在线教育公司 11 月开始召回了一部分被裁的辅导老师，以准备 2022 年春季的中小学课程续报预约。部分地方辅导老师中心因此开始周末单休。
在取得非营利性办学许可证之前，这些公司都不能正式招生，辅导老师只能征求家长的预约意向。
新的非营利性机构将独立于这些公司运作，名字也会更改。
多位前好未来旗下学而思培优主讲老师说，他们已经签订了加入新机构的意向书。劳动合同将会在 2022 年 1 月份签订。
大公司的老师们要留下来并不容易。
一位学而思网校人士称，网校原本 800 名左右主讲老师，最终只有不到 200 名将转去非营利机构任教。一位长沙学而思培优主讲说，当地仅有 30% 左右的主讲能留下来任教，被筛选出来的都是业绩领先，且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
在新成立的非营利机构，这些被筛选出来的老师每月基本工资只有 2000 多元，即使加上课时费，也难以达到他们此前工资的一半——在北京，一位工作三年内的学而思培优线下主讲月工资在 1-2 万。
老师可以周中教不营利的教学科课程，周末在营利性的学而思素养中心教科学、人文等非学科类课程。一位长沙学而思培优主讲说，尽管整体上课时间比之前更长，但能基本维持原有的工资水平。
转为非营利经营后，租金高昂的线下教学点将全部被退租，学科类老师全部转为线上授课。
03、猫鼠游戏
选择营转非，并不一定意味着教育机构的创业者准备投身于公益事业。
一位浙江教育创业者说，当地有机构申请营转非，改换门头后，在附近小区另外租地点开课，继续给中小学学生辅导学科课程。一有政府工作人员来门店检查，他们就通知小区内上课的老师撤离。
这位创业者则打算开一家家政服务公司，他准备让 “家政人员” 每次上门花一小时教孩子怎么整理房间， 然后用半天的时间辅导作业。
另一位河南教培创业者说，他所在城市的 20 家教培机构中仅有 4 家准备申请非营利性办学许可证。听说要每家捐资 25 万元后，这 4 家准备共用一张许可证以应对检查，平时维持原来营利性模式上课。
在全国多地的营转非流程规定中，都明确规定不能多个地点共用一张非营利性办学许可证，且学科类培训和非学科类培训不能在同一个地址进行，需要分别申请办学许可证。
还有一些从业者离开了大公司，回到线下小机构，无证经营，开课赚钱。
教育部门则开始更直接地执法，以应对回到暗处的培训机构。
教育部官网 11 月 30 日发布消息称，已经有 68 名教育部机关人员取得了行政执法证。监督 “双减” 实施效果的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全员都拿到了行政执法证。
一位接近教育部人士说，各地方教育部门人员都将持证上岗，亮证即可查处违规机构。
此前教育部门在获取违规证据后需要转交给市场监督、公安等部门，通过联合执法吊销培训机构的营业执照、办学许可证等，尚不明确以后教育部门能否凭借该证直接扣押物品、关停机构、吊销办学许可证等。不过地方教育部门财政常年吃紧，可能需要扩充人员，才能有效监管。
多个地方政府在发动其它部门协助教育执法。比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组织部、政法委、民政局就在 11 月联合发出通知，将全市 1.6 万名社区网格员聘为 ” 双减 ” 工作义务监督员，查处不合规的培训。
关于补课和减负的猫鼠游戏已经持续不止 20 年。最初，教培市场过于分散，教育局没有足够人力清查遍布各地的线下培训点。
市场格局的改变一度让监管变得更容易。在线教育崛起之后，几家一线大公司吸引了上千万学生，铸起上百亿美元估值，也抢走了中小机构的生源。执法部门只需要监督几十家一二线在线教育公司，就可以约束大半个教培市场。
现在大公司被管住，但高考没有变，补课的需求没有消失。补课从几家线上大公司回到了线下众多小机构，从明处到了暗处，这场猫鼠游戏将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