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章来信

我的中学母校南京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周瑞章（1897-1975）于1974年2月28日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在南京外国语学校读书时，他对我十分疼爱。1966年初，他来到我们班，让我用毛笔给他抄写一封信。内容是说某副校长是苏北著名的数学教师，为什么连学校使用的一笔外汇都兑换不了呢？这是一件很容易处理的小事。1968年底我到丹阳下乡工作后，我和老师经常通信。几年后，公社安排我到当地一所中学教英语。他听闻喜出望外，给我寄来了很多英语教学书籍，从语法教学到课堂用语，应有尽有。可惜，只有这封1974年的信保存了下来。他于次年初去世，享年79岁。他临终前要求用棺材，所以南外没有为他办追悼会——这是吴玉章老师后来告诉我的。一位为社会奉献一生的教育工作者就这样悄然离世了。

周校长的言谈举止非常优雅，说着标准的美式英语，还会说一口老南京话。他家世代从事教育事业，父亲周启山先生是金陵大学国文教授，一生教书，七十岁退休。周校长自幼就读于金陵大学附属中小学，1919年金陵大学毕业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之后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1917年因家庭经济困难，开始在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兼职教员，1919年任教务长，1922年至1951年任基督教青年会中学校长。学校位于中华路，过内桥后，在桥的右手边。解放后，这里成了分析仪器厂。他曾指着街边挂着壁灯的西式房子告诉我，这是他亲手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当时学生中间活跃着不少中共地下党员，但我视而不见，从不问三问。”最近听说，这所房子已被列为重要文物保护。2013年，它先是向西移动了几十米，次年又将地基抬高了60厘米，搬回原位英文排名，并重新装修，看上去就像新房子一样。

杨震先生拍摄的南京中华路民国建筑，以及老基督教青年会中学的新貌。

著名建筑设计师李锦培于1925年手绘的基督教青年会中学设计图，由东南大学建筑系王孝谦教授提供。

1951年，青年会中学并入南京五中，成为南京五中主体，周瑞章和著名作家许地山夫人周启松（1901-1995，湖南湘潭人）均任副校长。1963年，他被南京市教育局从五中调到南京外国语学校担任副校长，分管外语教学工作。当时，南京外国语学校还处于起步阶段。次年9月，我们这些新生一进校门，就投入了干活，平整操场，为新校舍搬砖。70岁的周校长兴致勃勃地和我们学生传递砖块。陈美娟老师当年刚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干活时，周校长告诉我们，陈老师要教我们班，说“那是你们的幸福”。经过十多年的革命教育，听到这样使用“幸福”二字，我们感到十分新鲜，陈老师的伦敦腔确实独一无二，让我们受益终生。

1966年以前，南京的中学只有两位一级英语教师，即第一女中的周校长和孙宝华。孙老师还曾留学美国，两人在教育局的待遇都很好。1963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命令，全国建立了八所外国语学校，直属高教部，由省级教育厅管理。中央和地方都十分重视。高教部部长杨秀峰亲自来南京选址，选在了紫金山脚下风景秀丽的原省工农速达中学。速达中学最初是1949年后成立的，以培养工人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为目标，依托南京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的师资力量，各科教师都是当时最优秀的。省委宣传部长陶白亲自为南京外国语学校题写了校徽。 1963年9月2日，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匡亚明也出席了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开学典礼。上级要求南京外国语学校的校长必须是一位能说一口流利外语的老革命，这样才能应付得了外教。当时找这样的人很难。次年，省政府无奈地派了省委办公室主任、省文艺刊物《雨花》主持人陈凤孝来担任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陈校长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英语系，夫妇俩曾是苏州地下党的领导干部。陈校长为人谦逊，意志坚定。到了南京外国语学校，她不辱使命昆明市美语外教一对一，日夜操劳，团结全校教职工，主张一切为外语教学服务。几年之内，南京外国语学校名声大噪，家喻户晓。事实证明，她是最称职的外语学校校长。周校长那时心情很好，在校运会上英语辅导班，他参加了竞走项目，与众不同，洋气十足北京英文，让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竞走。他平时喜欢穿一双漂亮的运动鞋，每天走路上下班，高兴的时候就抽几口烟，看上去年轻气盛，一点也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

1963年南京外国语学校开学日师生合影。坐在中间的是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匡亚明，左起第一位是南京外国语学校书记霍继光，第四位是周校长。

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外语教学由南京大学外语系负责，德语和法语教师都是从南京大学调来的，英语教师每门课要考5分（当时学制是仿照苏联的青岛外教，5分是最高分）才能入选，南京大学的教授经常来听课。新楼造价27万元，在南京教育界是最高的。一楼是会议室和办公室，东端连接的二楼是图书馆，藏书3万册中外文图书，楼上是大型阅览室，楼下是时尚的报告厅。南京外国语学校每年都有专项外汇购买海外报刊书籍，我记得当时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我们学英语的还可以看新华社《每日电讯报》英文版。从二楼开始，英语、德语、法语各占一层，五楼是录音室。关上厚厚的橡胶门如何学英语，据说无论是隔音效果还是设备都比省广播电台好，管理它的是两位老师，徐鲁明和董家驹，都是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的。

南京外国语学校主楼及操场，建于1964年

南外每个班都配备两名外语老师，即使十几个人的班，也要把外语课分成两个小班，才能听清楚老师的发音，这真是精英教学法。毛玻璃黑板、钢丝录音机，让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模仿录音、唱片的发音语调。当然，我们还要学一口外国口音的外语。我们按照西方的习惯，称呼我们的外语老师为王先生、薄先生，称呼周校长为周校长。当时银川外教，国内高校外语系很少有外籍教师，南外有五位网站英文，都是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聘请的，分别是赫尔曼德先生、魏斯先生、柯特先生、沙耶夫人、米其林小姐，他们分别来自法国、瑞士、东德、西德。他们每月工资380元出国留学英文，都住在省外办南京宾馆，上课时有车接送。周校长跟我谈起这件事时，很不以为然，说：“以前我请洋人来教书，每月工资才80元。”但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曾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奉仕典礼，担任基督教青年会中学校长34年，有丰富的办学经验，是民国时期的资深教育家。这所教会中学在百年历史中，曾受到甘宁战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影响。请看历史学家王重阳关于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历史的一段话：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军队溃败。11月温州外教，校方准备将学校迁往六合县，但还未准备就绪，南京已危。校长周瑞章、教务长孙良吉来不及回南京处理学校迁校工作，便带着校印，跟随难民车从武汉经金浦、陇海、平汉，溯长江而上。校舍设备、图书、仪器等全部毁于战火。1938年，学校准备在重庆曾家岩复校时，恰逢日寇五四轰炸，好不容易管理好的教室桌椅再次被毁。1943年学校迁往悦来场时，一场大火烧毁了60%的自建教室。 1946年，抗战胜利后，复员军人返回南京。木船在三峡三都坪翻沉，三四十箱书籍、仪器全部沉入江底。一年后收到保险金时，全款只能在状元井旧书店买了一本旧版《二十四史》作为史料证据。该书现藏于南京五中图书馆。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周校长坚持办学、精心教学，培养了大批人才。学生中不乏萨志堂、余光中、周而复等蜚声海内外的学者、诗人、作家。作家聂华玲从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来到南京青年会中学应聘。在至今保存的学校教职员工履历中，有她就职的记载：“聂华玲，教英语至初三、高一、高三年级，21课时，1948年8月到校，工资82元。校长周瑞章……”她1949年赴台湾，后定居美国。教学之余，她努力写作、翻译，并与丈夫创办“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世界各国作家来美国，为他们提供安静的写作环境。1976年，聂华苓被各国300多位作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

聂华龄1948年写给南京青年会中学的求职信

1947年毕业于基督教青年会中学的诗人余光中，在《初中忆往昔》一文中这样回忆周校长：

我在1972年写了一首诗，叫《乡愁》。四十多年过去了。它被很多人读过，被很多人引用过，甚至被几十个人谱曲。第一段是：

童年

怀旧是一枚小邮票

我在这里

妈妈在那边

“小时候”，大概是指初中时期。“这边”和“那边”有多远呢？当时正值抗战时期，根本没有手机，在乡下打电话都不方便，只能写信贴邮票才能沟通。整个中学时期都是在重庆乡下度过的。就读的南京青年会中学，因战争原因从南京搬迁到重庆江北县悦来场（现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区）。悦来场是一个人口约2000人的小镇，在一般的地图上很难找到。这所中学高中阶段也只有200多名学生，但师资力量充足，教学严肃，校风很纯正。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很幸运。

校长周瑞章是教会派去美国留学的，英语相当流利，他的儿子周光熙也相当风趣，英语也不错。有一年，我的班是校长亲自教的。课本上有几个词源于“daffodil”费用英语，可以翻译成“daffydowndilly”，听起来很好听。

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著名作家周尔夫回忆道：

我有幸考入南京青年会中学，校长周瑞章先生是美国留学生，学校实行道尔顿制，学生按成绩分班。青年会中学校长周瑞章先生是美国留学生，思想比较开明，图书馆也收藏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书籍。我贪婪地读着图书馆里的书，因为进学校不容易，所以我学习很刻苦。

我借的第一本现代小说是郁达夫的《沉沦》，第一本诗集是胡适的《试论集》，经常读《语丝》，尤其爱读鲁迅的散文。随着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名著读得越来越多，我的兴趣也从艺术转向了文学。没想到以后自己竟然成了作家。

1966年以前，南外严格按照陈毅副总理在对外语院校师生报告中提出的“政治坚定、业务过硬”的人才培养要求办学，招生简章上写着“学校培养高级翻译人才”。小学（从三年级开始）、初中、高中同时招生，社会报名者云集，史无前例。报名者要经过口试、笔试，经过严格筛选。从省电视台退休的法国校友魏莎莎告诉我，她就是从当年浦口区400名考生中选拔出来的。几年前，汇源街4号的老邻居们一起来我家，告诉我儿子，当年我考上南外的消息轰动了半条街。这是我几十年来第一次听说。一是我住校园，二是我每次回家都来去匆匆。我仍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从健康路站坐上回学校的电车，一位老人看到我胸前的“南京外国语学校”校徽，坚持站起来给我让座，说“我们老了，希望就在你们身上。”一个年轻人怎么敢担当这样的责任？

南外教师合影。前排左起第四位戴帽子的是周校长外教线上，其上后方是陈美娟老师。

学生不论来自什么家庭，都是通过考试录取，都很努力。每天上午、下午两节外语课，晚上的口语活动九点结束。我进学校的时候，有豆浆等东西供学生课间饮用。学校图书馆独具特色，坐在阅览室里看各种外语刊物，是一种在别处找不到的乐趣。对话有国语、外语……时间安排紧凑有序，因为国家急需外语人才英文一年多少钱，而这需要从小培养。即使学生家在学校对面，也要住在校园里，周六放学后才能回家。没有现成的教材，学校和老师们精心摸索，编撰或部分采用北外教材几个级别外教，教材全是油印讲义。南外注重口语教学，“先听后说，读后写跟进”。至1966年，建校三年后，南京外国语学校已成为一所重要的教育中心，在这期间，校长和教师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南京外国语学校1966级九年级法语班李小宁（李伟，香港）画的朱松年老师讲授法语

作者保存的1965年南京外国语学校英语油印教科书

1966年，根据上级指示，南京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生三分之一直接出国留学，其余考入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外语系专门为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开设了班。今天的人也许不相信，直到1966年，南京外国语学校几十名学生还挤在一间用红砖、芦苇席做墙的大棚里，连一间像样的学生宿舍都来不及建。严寒的冬天、炎热的夏天，让他们筋骨劳累。食堂里，每桌八个人必须站着吃饭，吃饭时却听着学生们播报的外语新闻。入夜，楼房灯火通明，师生们辛勤工作，珍惜每一刻。校园里随处可见“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马克思的名言“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等标语。宿舍里混杂着各种语言的人，所以我还跟着上法语课、睡下铺的叶建安（名医叶菊泉之子）学了几句法语，后来又从广交会谈判中学到了一些法语。

从1965年开始，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外语课本上每节课都会有一句毛主席语录。早操过后，学生们聚集在操场上，读一句外语语录，然后排队去食堂吃饭。最让人难忘的一句是：“贫农从来都是农村的主力军，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否定贫农就是否定革命，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大家齐声朗诵，声音震动了瓦砾。今天回想起来，这阵风是从北外、从景山中学吹过来的。

1966年6月，形势还算稳定。很快，全国各地的大学都停课了，没人再管外国语学校了。1968年学英语好不好，小学生全部返乡外教，高中生和部分初中生则下乡务农，有的去农场，有的去当兵，有的去煤矿……之后，这些学生除了少数幸运地被派往外交部外，其余都分散在各个行业。1976年以后，南京外国语学校划归南京市，不过那是另外的故事了。

下乡前，我悄悄去和周校长告别，他叹息道：“国家花了这么多的人力、财力外教出国留学，把外语学生培养成农民，这个代价太大了！”此后，我给农村写信，他总是提醒我潮州外教，千万不要丢了外语，国家需要的时候，外语还是有用的。

1975年，江苏省计委下发105号文件，招收10万名知青，其中特别注明：从南京外国语学校调50名英语进修生到新成立的省外贸局。农村哪来50个英语进修知青？有条件的都走了，我刚回到父母下放的地方。省外贸局就派人从丹阳到溧水来找我。等了七年菲律宾学英语，我终于通过了对方的英语口语测试，被告知录取了。镇江区于是又给溧水增加了一个知青名额。我一直想象着升迁的日子应该是“白日歌舞饮酒，归家与青春为伴”的好心情，但公社却以“下放干部只能一家去”为由，扣留了已经上榜的姐姐，三年后才回城昆明市美语外教一对一，在省二建公司当油漆工。在寒风中，黑烟隆隆的生产队拖拉机载着我和父亲到溧水宝塔寺仓库卖米付粮，然后顺利搭上回城的车。这一天是十二月十三日，是我下乡下地干了七年的日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非常可惜的是昆明市美语外教一对一，周校长年初去世了。

周校长是国民党省革委会重要委员，著名的民主人士，1966年他还不算闹事。1968年，因为参加了庐山军训，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还被两边各一个人从会场中间“坐飞机”带到台上，双手背在身后，按着肩膀，揪着头发。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听见他“哈、哈”地喘着粗气，把我吓坏了。50多年过去了，那急促的喘气声还在我的耳边回响。下乡后，听说他因为一些言辞不当，在学校被批评过。后来我回城看望他，说起这些事，他都很平静。当时，无数教师被南京外国语学校开除甚至赶出校门：名师张金华、董春华被调到环卫部门扫街、推粪车；二级语文老师褚我英全家被赶出南京……此时，杨培祥、杜学树、朱松年、王云道、陈卓树、王仁元、白承鹏、孙凤佳、童丽丽、王培良、陶黛勇、夏护士……一个又一个闪亮的名字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收费英文，我不禁流下了眼泪。

周瑞章自传，写于1951年4月30日

YMCA 中学英文校刊

1935年4月，周校长赴日本考察教育时与南京各中学校长合影。

中央政治学院历任教员名单

江苏省歌舞团旁边的新街口，曾经有一条短短的巷子，叫“文化巷”，只有几户人家。巷子里有两栋两层西式楼房，是周主席亲手修建的。解放后，大的那栋归政府所有，另一栋他自己留着。我去过那里很多次。大门和颐和路上那些别墅、民宅没什么区别。按门铃，过道两边是修剪整齐的冬青树。走二十米左右，就看到他家的小楼。楼下是会客室和书房，如果客人多，他就在客厅里用沙发接待，在那个年代，这可是相当高档的。1966年以后，他闲着没事，多次到我家汇源街4号（省粮食局家属宿舍）聊天。每次他离开，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总会笔直站立，九十度鞠躬道别，我也忍不住回礼。守在留言室的陈阿姨十分惊讶，得知是南京外国语学校的校长后，更是惊叹不已，连连称赞。如今，文化巷早已消失不见，一片狼藉，高楼大厦随处可见。

周校长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他们都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周校长大女儿周秀生和丈夫的故事尤其值得一提：某大学外语系的天才学生对自己敬佩的抗日战争英雄一见钟情，从此相依为命。周校长风流女婿、菲律宾华侨林毓水（林炳煌，1921-2012），在战机上刻上了爱人的英文名Rita，与爱人一同翱翔蓝天。抗日战争爆发后，菲律宾实行戒严，严禁华侨回国抗日。担心战火蔓延到菲律宾，林毓水和三个年轻人瞒着父母，偷偷乘渔船离开了菲律宾。几经周折，他们经香港来到昆明合肥英文，参加昆明航空学校的入学考试。然而，林玉水不会中文英文出国，别人在试卷上不停答题，他却只能坐着听、看。无奈之下，他在试卷上写下了路上一位好心的老太太教他的几个汉字：“我是爱国华侨。”他被录取了。

1942年初，林玉水被派往美国接受严格的初、中、高级飞行训练，后任该校飞行教员。1944年回国参战，冒着生命危险飞行89次，是中国空军中美混合联队（飞虎队）第5大队第27中队的功勋飞行员，也是第一位获得美国政府颁发“优异飞行十字勋章”的中国飞行员。

林玉水和他的P-51战斗机

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的十架飞机在同一天反击，中国的2000多名雇员在香港的中央航空公司，唯一与妻子和婴儿的人一起参加了唯一的飞机昆明市美语外教一对一 许树铮 | 痛惜南外逝世：缅怀周瑞章院长， w从香港机场到北京，在1945年，林恩（lin这个国家。

重读校长的信，就像一个老朋友过去一样，但我的笔迹仍然像以前一样新鲜。走廊：“哦，现在，这个孙子应该谨慎地思考，他的知识很有趣，他的意见是很重要的。不同的生活。过去，南京外语学校的大多数老师都去世了一节课多少钱学英语，第三个部门的九年级的学生也进入了他们的老年人，戴维（David）是冬天穿着短裤，整天都举着球，并受到小学中的每个人的喜爱，现在已经60岁了。

外国语言是为了训练该国的高级翻译才能。他说，在1964年，在北京外交部举行的宴会上，他的宴会深深地访问了，有一个译者在舞台上，并在舞台上毕业了。

同样在1984年，在12月15日，我和第三年级外语学校的校友去拜访了退休的总统陈Fengxiao。在说，北京外语学校的学生擅长语法，写作和阅读，而南京外语学校的学生拥有所有这些……老太太感到非常自豪。”

在开放的数十年中，南京外语学校继续增长和繁荣。有50多名辅导员在外交部工作，有20多位驻扎在国外的大使，以及10多名Nanjing外国语言学校毕业生，主修英语，德国，法语和日本人，为这些国家提供了这些高级言论。在过去的60年中，敏锐的，聪明，镇定的印象。全世界著名的话，如果我的老师知道，他会多么满意。

致谢：

1.校长周的侄子和孙子陈·霍先生提供了有关周家族的信息。

2.文学和历史研究人员Wang Chongyang和Yang Zhen提供了基督教青年会及其建筑物的历史材料和照片。

3. Wuxi图书馆的Meng Mingfeng先生提供了《中国教育年鉴》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