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山小学内部。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现代化的多媒体设备、崭新的图书馆、种满鲜花和蔬菜水果的校园……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南湾湖风景区的仙山小学是当地有名的“花园式学校”。然而七年前，这所乡村学校杂草丛生、地面尘土飞扬英语一年多少钱，一台大屁股的老式电视机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电器之一。

“当时因为条件太差，几乎每个学期都会有老师离开。有一个学期，因为老师调动，课程要调三四次。”2010年，宋然放弃了城里高薪的工作，选择在这所乡村学校安家落户。

七年来，为了改善学校的硬件条件，身为校长的她四处奔波寻找社会企业捐赠资金。“我们不求钱，但希望捐献一些学校需要的东西。”一台电脑、一台投影仪，她慢慢建起一所现代化的乡村学校。同时，她还积极联系公益组织，培训教师，将城市优质的教学内容传递到乡村。

与过去乡村学校需要等待政府拨款、教师团队协助不同英语出国留学，现在有一批像宋然一样的校长，依靠自身力量，积极寻求社会企业、慈善组织的帮助，打造“乡村名校”。

“农村学校教育工作者确实应该增强对社会公益资源的敏感度，通过教育系统、民政系统或者网上查询等方式，拓展公益服务信息来源。”9月5日，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谭松华对澎湃新闻（）表示，公益组织对农村教育的关注将带来更多正向影响，农村教育工作者应该敞开胸怀，积极谋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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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学校的突破

今年7月网站外教，马云公益基金会主办的首届新农村校长论坛在杭州拉开帷幕，仙山小学校长宋然成为首批入选“马云乡村校长计划”的校长之一。

来到仙山小学之前，宋然已经在市优质中学当了11年的初中老师，教的是9年级毕业班。但这段经历给她带来了很多困惑，她决定回到“教育之初”去体验一番。

“孩子们小时候没什么差别武汉外教，但为什么到了九年级，差距就这么大？”宋然7月28日告诉澎湃新闻。带着这种困惑和好奇，没有在小学教过书的她，决定回到小学，“看看当初的教育是什么样的”。2010年，仙山小学老校长退休，宋然自愿到学校任教。

初到学校，宋然对学校的简陋设施感到吃惊，“学校大部分区域没有水泥地面，杂草丛生。我孩子当时在城里读小学，所有教室都配备了电子白板。而仙山小学只有一台老式的大屁股电视机，基本什么都没有。”

当时，教学条件差是大多数农村小学的普遍特点。

“政府每年根据学生人数发放办公经费，平均每个学生一年630元，总共6万多元，平均每个月几千元，相当于一个家庭的收入。”

算了一下手头上的学校运营资金，宋然有些不知所措，“这点钱可以保证学校正常运转英语学习，但要想改变硬件设施，或者大规模培训教师，提升师资队伍，就很困难了。”

意识到这一点，宋然认为，与其过着节俭的生活，还不如“主动出击”。2010年起，除了管理学校，宋然开始频繁奔波于信阳市各大企业之间，联系企业主，为学校筹集资金。

第一年，宋然的一位房地产朋友就为仙山小学捐赠了三台电脑，此后，学校的多媒体设备、校园里的树木等也都来自社会公众的捐助。

去年6月，宋然与上海蒲公英儿童发展中心合作，建设校园图书馆，对方还帮助仙山小学开展师资培训。

学生在学校图书馆看书。

与当地其他农村学校校长相比，宋然敏锐地把握住了社会资源在农村学校发展中的作用。

“如果我们学校有需要，我会想办法帮忙。其实社会上有很多企业家或者老板愿意捐款，但他们不知道捐到哪里，甚至对捐款的用途有些不信任。”宋然说：“如果你告诉他们，不用直接给我们钱，只要让他们买他们需要的东西，大多数企业家还是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

一位乡村学校校长的探索

2005年，来自台湾的李南阳带领四川省凉山市盐源县泸沽湖镇木夸村村民兴建了大足小学，并担任大足小学首任校长。7年后，校长一职传给了王木良。

王木良告诉澎湃新闻，自己当老师的最初几年，平均月薪只有300元，如今，大足小学教师工资已达2100元左右，虽然与同地区公立学校相比还比较低，但也已是很大的进步。

他说，由于学校地处风景名胜区，当地经济发展迅速，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以前建一所学校，雇一个技术工人30元就可以，现在雇一个技术工人要300多元，压力还是很大的。”

作为一所民办非营利小学，办学经费始终是王木良校长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学校每年七八成的运营费用都来自社会捐赠，虽然学生也享受国家提供的营养午餐、图书等福利政策，但老师的工资需要学校自己筹措。”他说，在办学过程中，自己常常要花很大精力考虑如何获得学校运营资金。“除非有社会团体能承诺给我们长期涨工资，否则我们根本不敢给老师涨工资。”

为了争取更多的社会捐助外教课程，王木良和学校外联老师经常要四处奔波，主动联系社会组织，筹集学校运营资金。

此外，王木良还在学校附近办起了农场，向村民租了100多亩地，种植核桃、果树，饲养野猪、鸡等，保证学校自给自足，“能有点产出，有点资金就最好了。”

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快速发展的大足小学逐渐吸引了一些教师。“以前我们学校都是支教的，很不稳定，现在周边一些大学、高中、中专的毕业生，毕业后都愿意来这里工作。”

王木良说呼和浩特英语，学校现在有10名固定的本土教师英文太原，每学期都会通过学校网站或者朋友介绍，招聘2-3名代课老师，这给老师的教学带来不少变化。此外，王木良还在寻求与上海、浙江等地的教育慈善组织、名校合作，帮助学校的老师开展公益培训。

一所乡村学校影响的不仅仅是学生本身，往往还能带动周边的变化。大足小学定位为社区公益小学，创办之初为村民开设识字班，每周五组织东巴成人夜校，后来又在村里恢复了中断60年的纳西祭天仪式，引导村民传承和保护自己的文化。

此外，大足小学每年接受社会各界的捐助一所乡村名校的创办故事：校长主动争取社会资源、慈善组织帮助，长期资助当地贫困儿童上学，已成为一个公益平台。如今，大足小学校外助学已覆盖泸沽湖8个县25个乡镇，方圆四五百公里。

“一个校长如果干得好，二十年内至少可以影响两百个老师，每个老师一生至少可以影响两百个学生，这样下去，整个体系都会越来越好。”马云在首届新农村校长论坛上说。

在他看来英语技巧，中国农村9000多万学生的未来，取决于370万农村教师，而20万名农村校长又能影响370万农村教师。基于此，马云公益基金会于2016年启动了为期10年的农村校长项目，预计10年投入约2亿元人民币，用于寻找和扶持中国优秀的农村校长，首批入选的20名农村校长将获得50万元发展基金。

两个月前，王木良入选首批“马云乡村校长计划”信阳一对一外教，成为入选校长中为数不多的民办学校校长。“我觉得现在农村教育形势很好，我干劲也越来越足，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力量都很支持，只要你想做，大家都会来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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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组织注入社会资源和援助

除了马云基金会，越来越多的教育公益组织开始注意到农村校长在农村学校发展中的引领作用。2011年，湖南红晖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红晖基金会”）启动农村校长培训项目，与清华大学研究中心合作开展农村校长培训活动学英语方法，2012年启动校长论坛，去年组织农村校长赴美国研修。

“一个好的老师确实能影响一群孩子，一个校长也一定能带动一个地区教育体系和教育理念的进步。我们希望在县城里找到真正有爱心的种子校长，从而推动整个地区的教育进步。”基金会理事长张帆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村校长主动联系公益组织，一些优秀的校长会主动找公益组织参与培训活动、挑选志愿者教师，有的甚至直接去高校，与高校团委、学生会、教协联系合作深圳英语，利用暑假把大学生夏令营活动直接带到自己的学校。”从事农村教育十余年的张帆对农村学校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近年来，农村学校引入社会资源越来越积极，“特别是在我们扎根的地方，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很高。”

2008年，张帆与其他几位合伙人创立了宏晖基金会英文上海，专注于农村教育，创造了独特的县域发展模式。

他告诉澎湃新闻，基金会每到一个县，慈善活动就会覆盖该县80%的学生人数或者60%以上的学校，每年每个县都会新增2所学校，目前已经覆盖了湖南省9个县，未来3-5年基金会还会进入广西、贵州等地。

基金会除了为学生设立奖学金、长期陪伴、各类夏令营活动等机制外，还专门针对学校校长、教师举办培训、游学等活动。

曾在红晖基金会工作的王华（化名）是湖南怀化人，他所在的高中是红晖基金会选定的帮扶学校，他本人也获得了帮扶。工作期间，王华经常带着团队去农村巡查，在教育一线有过不少切身感受。“老师和家长特别欢迎我们，因为我们能带来很多改变。虽然有些校长可能因为行政化不连贯，或者有些考核不配合，但大部分合作学校的校长都很支持我们。”

在张帆看来，红晖基金会循序渐进的县域发展模式，避免了受益人的诸多质疑，但他也坦言，慈善组织在乡村学校开展活动，确实遭遇到受益人的不信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部分乡村学校校长本身存在认知偏差，或者培训内容与现有教育体制存在重叠、冲突、相互影响等，这些都可能导致更高程度的不信任。”

作为张帆的同事，温明也向澎湃新闻讲述了自己类似的经历。2013年，她正式加入友诚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友诚基金会”），目前是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

她说信阳一对一外教，一个慈善组织一开始要和乡村学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需要很大的耐心，刚来的时候，她有时会主动联系一些乡村学校，说基金会可以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培训英文深圳，但经常会被一些校长或老师质疑是否真的免费。

“但在合作过程中，这些乡村学校发现我们真的是在无偿帮助他们网络学英语，信任感也逐渐建立起来英语网站，现在信任的氛围越来越好。”温明说，与前几年相比，乡村学校对公益组织的疑虑少了。“公益组织是政府机构的一个补充，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尽管农村校长越来越多地引入社会资源，但在一些偏远地区，许多农村学校仍然未能接收到教育慈善组织的信号。

今年入选“马云乡村校长计划”的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柏树镇秦家庙小学校长李社辉告诉澎湃新闻，学校平时接触社会资源的渠道很少英语价格，如果政府部门没有发来选拔链接，他根本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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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最合适的慈善服务？

2010年，友诚基金会启动“长青支教计划”，组织退休教师到山区支教。2013年6月成人英语网课，神舟十号航天员王亚平在太空为全国中小学上了一堂生动的太空物理课。“航天员与地面师生对话”让在乡村教育一线工作的友诚长青支教队深受鼓舞。

“既然太空中的课程可以通过技术传送到地面，那么城市名校的名师资源为什么不能通过技术手段传送到乡村呢？”带着这个问题，长青公益教育团队研发出了“双师支教项目”。

“我们和人大附中联合开展了双师教学项目，把人大附中的名师课程录制下来，通过网络平台送到农村，农村孩子就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屏幕上的人大附中老师，一个是当地的老师。”温明告诉澎湃新闻，根据专门评估机构后续跟踪，双师教学模式在农村学校取得了很大进步，无论是学习成绩、学习习惯，还是学习氛围，都受到了人大附中的明显影响。

相对于政府机构来说，基金会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做很多实验，而且实验成功了之后，就可以把这个模式交给社会。

经过初步探索，恒青教育开始输出双师教学模式。“我们和广西教育厅合作，把这个模式教给他们，后来教育厅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组，把南宁等地一些好学校的课程复制过来，传输到农村学校。”

不同于传统公益组织提供资金资助和教学支持的方式，双师支教以科技驱动低成本高回报。截至2016年底福州外教嘉兴英语，长青支教队已在全国20个省200多所乡村学校开展双师支教活动。

根据2015年第四届中国教育非营利组织年会上发布的《教育非营利组织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显示学英语网上，越来越多的教育非营利组织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将各类教育资源、课程内容，甚至远程教师培训、活动指导等全方位传递到边远的学校和社区。

与此同时，教育公益组织的工作内容也逐步向提升教育内涵方向转变。

“10年前可能更多的是现金资助，比如建希望小学、建图书馆等，但从现在的公益氛围来看，主要是针对师资培训，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课程，为农村孩子创造更多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相比传统的助学、支教等公益方式，温明认为信阳一对一外教英文学，越来越多的教育公益组织开始投入乡村学校的软件建设，用新的公益方式、新的技术手段解决新的需求。“作为学校，也应该明白，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申请相应的项目，而不是简单直接要钱。”

北京桂心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桂心基金会”）成立于2008年，一直致力于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其运营总监冯伟告诉澎湃新闻，农村教育发展最缺的不是硬件设备，而是软件方面的关注和支持，包括乡村教师、校长的成长。“很多教育公益组织都在向软件服务转型，从让农村学生上学，到接受相对更优质的教育。”

冯伟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公益组织本身对公益的理解也更加深刻。早些年乡村学校确实需要很多硬件方面的援助，但近些年政府对乡村学校硬件的投入巨大，乡村学校的硬件条件有了明显改善。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意识到，如果要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必须提供教师发展等软件支持。

“每年夏天，我们都会碰到很多搞建设的乡村学校，如果给一所学校捐建一个图书馆或者科学实验室，如果没有相应的老师、校长对这个理念的理解、认可以及相关的专业实践能力去支持，就很难实施。”

然而，公益组织服务内容和形式的日趋多样化，也增加了一线教育工作者的难度。对于农村教育而言，如何根据实际需求选择最合适的公益服务，成为学校和教育局考虑的重点。

“并不是说要全部接受，公益组织提供的支持不一定都是专业的。一线教育工作者要先做基本的判断，了解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或者公益组织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契合自己学校的发展，然后再有针对性地选择公益服务。”

每逢周日，村民们都会带着孩子们到学校图书馆学习。

专家：农村教育工作者应保持清醒判断

“在农村学校，特别是小规模的农村学校，校长领导力、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硬件设备等往往存在欠缺。如果慈善组织能够立足于农村学校发展最迫切、最有效的方面进行援助，无疑将有利于学校的发展。”

9月5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谭松华对澎湃新闻表示，从公益事业发展的角度看，公益组织关心乡村教育是一件好事，公益组织的快速发展会为公益事业提供更多支持，会带来很多积极影响。

谭松华认为，农村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应增强对社会公益资源的敏感度，通过教育系统、民政系统或网络查询等方式，拓展公益服务信息的来源。“比较偏远的地区，信息相对封闭，公益组织发展可能也不是很均衡，要实现供给方和需求方更好的对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徐小舟认为，中国农村学校普遍经历过硬件设施不足或条件较差的阶段，当前农村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学校管理能力问题，包括师资水平问题。“社会团体多一些来弥补当前教育发展的短板是好事，但并不意味着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会减少对教育的支持责任，相反应该加大这方面的自觉和支持力度。”

“利用社会力量办学是重要补充，但不是主体。农村教育主要是基础教育，基础教育的责任在政府，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许小舟说。

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注册的基金会总数已超过6000家，其中名字里有“教育”二字的基金会就有4300多家。然而，在这庞大的数字背后，也隐藏着危机。在徐小舟看来，公益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也会浑水摸鱼，政府要建立起包括准入、运营、效益评估等在内的良好生态机制。“这个生态系统对基金会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政府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同时，徐小舟认为，面对日益丰富复杂的社会福利服务，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兼顾，不能掉以轻心，要将学校需求与当地教育总体规划、学校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更好地提高公益资源的利用效率。

对此，谭松华也表示英语在线，乡村教育工作者面对社会公益资源要保持清醒的判断。“现在信息比过去开放多了，学校应该对公益组织的背景、提供的公益服务、能力和条件等有所了解。只有根据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去寻找一些公益组织，才能更好地利用这些公益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