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英语（讲述人：孙梅，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

1997年，我还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6月出国外教，我飞到台北，参加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举办的明清戏曲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是我第一次来台湾。会后，一位台湾学者好奇，我学的是中文，怎么会发表几篇英文论文？他问我，大陆中文系是不是特别重视英文教学？

特别重视英语教学？！我哑然失笑。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我们这一代人在学习英语时发生的怪事……

1968年秋天，中学终于恢复上课。年级改名为“连”，班改名为“排”，组改名为“班”。

那时，我们也上英语课，学了26个字母，但每次只结合课文教几个字母，教完再全部总结。有一天，我们教U、V、W。突然，班里一个捣蛋鬼大声喊道：“喂，打我！”同学们都笑了，老师也不知该怎么收拾他。世上还有这样的天才，不识字，却擅长开玩笑。有一天，老师教星期六这个词，这家伙又灵光一闪，喊道：“杀头！”（扬州话没有卷舌音，“杀”是入声字，短促尖锐，所以“杀头”的发音和星期六很像）这下，班里又爆发出哄堂大笑声……

过了一段时间，北方边境出了事，全国都挖深坑备战。教学也要配合备战。英语课上，老师改教我们军事术语：不许动！把手举起来！交出武器，就不会被打死！等等。二十多年后，我在夏威夷大学读博士，跟美国同学讲起这件事，美国人听了，哈哈大笑，说，要是真的入侵中国，他们听得懂你的英语吗？！他们又不会说英语……

1977年恢复高考，幸亏那一年没有考外语，不然真不知道当时今天有多少国家栋梁（除了我之外）被挡在大学门口。

我考上南京大学中文系后的第一堂英语课，考了5分，只能写26个字母。班上有些同学英语很好，就免修了这门课。我们的英语老师是公共英语教研室的合肥英语学英语资源，她告诉我们，她原来学的是俄语，英语是第二外语。那时候，根本没有电子教学设备，只有学校的大喇叭每天播放《英语900句》。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刮风下雨英语长沙，总有那么一拨拨年轻的大学生站在外面儿童英语，跟着喇叭念一句句英文。

当时英语班是个大班，有40多个学生，使用的教材是“文革”结束前南京大学编的公共英语教材，还有几本油印的补充教材，包括英文版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列宁在伦敦》等。

那时，我非常认真地学习英语，每天从宝贵的学习时间中挤出两三个小时来学习英语。我并不想出国！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有机会去英国留学，然后又去美国留学。70年代末80年代初，只有极少数公派留学生出国留学，他们大多学的是理工科，文科生基本都是外语专业。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中文专业学生来说，出国留学是登天入地，根本不需要想那么多。

当时我努力学英语，其实是因为想考研。考研要学两门公共课，一门是政治，一门是外语。学外语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是一场长期的、不间断的、持久战。后来大四考研的时候，我一个同学因为英语差两分没能考上程千帆老师的研究生。程老师叹了口气。不过，这家伙虽然没能进入学术界，但已经很成功了。

虽然不想出国，但我在朗读英语时非常注意发音。这是因为我从大一的《语言学概论》课程中学到，发音是语言的基础，发音不准确会阻碍学习一门外语。此外，我也从自己的体会中受益匪浅。我们宿舍的一位同学朗读英语时口音很重，这妨碍了他背单词。他为此非常苦恼；而我也意识到发音不准确不利于记忆英语单词。

功夫不负有心人。考研的时候，英语终于没有拖我的后腿。然而，刚到北京的时候，我还是个不会说英语的“哑巴”。我怎么会说英语呢？我在中国艺术学院读硕士的时候，我的专业是戏曲表演与导演史论，需要经常去剧院看各种演出。看京剧的时候，偶尔会看到一些外国人。来的大批人，大多是旅行社安排的游客，往往没有看完整场，中场休息就走了。但也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外国人济南英语，他们不是单纯为了好玩外教收费，中场休息的时候，会在舞台上转悠、看看。看到这种人，我会主动上前，一有机会，就把我事先用英语背下来的戏曲常识、剧情梗概全讲给他们听。 对方也知道我想练英语，但他/她也不反感，因为他/她对我说的话或多或少还是有兴趣的。于是，就是在这样的厚颜无耻下，“哑巴”终于开口说话了，铁树也开花了（70年代中期有首歌唱针灸疗法让聋哑人开口说话，《千年铁树开花了》），哈。

到了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势头已经超出了常人的想象，留学潮也随之涌动。1986年冬天，我被选为首届中英友好奖学金访问学者，按照规定去成都参加英语培训，然后当场参加雅思考试（之前我只懂托福）。虽然是强化训练扬州日语外教口语一对一，但师资、教材、教学方式都不尽如人意。随着考试临近，大家压力都很大，大家经常被各种选择题搞得手忙脚乱、苦不堪言。

一天模拟考试结束后，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有人感叹，中国什么时候发达起来，外国人都涌到中国留学，学中文学英语补习，让他们尝尝中国特色的选择题吧！

一边在苦中寻乐，一边开玩笑，一个学生问了一句，他虽然是理工科出身，但唐诗功底还是不错的：

欲看千里之外，必登____楼。

(A) 1 楼(B) 2 楼(C) 3 楼(D) N 楼

另一位同样学理工科的人也立刻跟进：

劝君再饮一杯酒，出阳关西无____。

（A）亲戚 （B）恋人 （C）朋友 （D）老朋友

又有人随口补充道：“那法国的留学生多半会选（B）。”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孙梅，江苏扬州人，自幼学习京剧哪家好英语，美国夏威夷大学戏剧学博士学位常州外教，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

《学日语》（讲述者：杭州大学中文系1978级黄世忠）

1978年我刚上大学，就有外语课，有英语考试，有快班和慢班两位中文系毕业的老教授讲述40多年前学外语的离奇故事，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因为我选的是日语。

1972年我上初中，老师教我英语，但我只教了一两节课，高中时就没再学过英语。虽然没有学过汉语拼音，但我学会了26个字母。很多人以没能学会26个字母为荣。

我初中时上的是新山学校，当时被称为“浙江省教育革命先进单位”，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参观学习，其中不乏从省城下放过来的大知识分子。比我低一个年级的郭润涛，当时认识了杭州大学的蒋良辅先生，就偷偷地去见他。“我记得他当时穿着大衣，戴着眼镜，镜片像墨水瓶底一样，坐在新祠堂的堂屋里写着什么。”新山学校是新山大队办的，主要由郭姓学生组成。润涛就是这个村子的人网络外教，有这样的机会，让我很羡慕。但这样的“先进单位”，只教了一节英语课，就没了。后来我上了高中，在“白米湾五旗中学”，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采摘茶叶，保护茶山。 当时没有英语课，当时的说法很有道理：我是中国人，学外语干嘛？别学ABC，做中国人就行！

1977年恢复高考，英语不考，1978年又加了英语英语零基础，但只是参考，不计入总分。我去考，心想只要答题就行，不能交白卷机构学英语，结果考了5分，看样子我还是有点英语基础的。

但我对大学时选修英语课感到愧疚，于是毫不犹豫地报了日语课，没想到这个选择让我之后的学习之路变得非常顺利。

其实我曾经认真思考过：学英语没用，英美是“敌国”，去不了，也不会接触外国人；听说日本人对中国研究很多，有很多书，以后也许有机会看；说话没必要，浪费时间，看书就够了。这也代表了当时一个普通大学生能有的视野。

日语班是个小班，大概20个学生，年龄差距很大。何一峰、金淑良等人是第三批太原学英语，之前学过俄语，所以重新学，大部分人都没有日语基础。老师姓何，在杭州大学学俄语专业，一直教公共外语，因为俄语课取消了，就改教日语，日语本来是她大学时的辅修课。

我们用的是这本教科书。

当时没有正式的教材，就用的是“日语”版的《上海业余外语无线电讲义》。日语里有很多中文单词，一眼就能认出来，读音好像是从中国南方改过来的。听起来和浙江东阳的语言很像，难怪被人称为“东阳鬼子”。

虽然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学起，但几节课下来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哥哥们大概25-32岁，我们大概16-18岁，我们都是看两遍就背下来了，但第二节课和第N节课我们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而哥哥们则是背了就忘了。何老师很温柔，尽量照顾老学员，所以小学员们就轻松多了。

广播课本太简单了，我不得不给自己更多的压力，上课的时候就把课文看完，平时就看其他的。当时没有日语课本可以买英语外教，即使有，也大多只有第一卷，这是因为1977年恢复高考，都是根据新形势编的。学校图书馆里能找到的书我都借来看了，记得当时天津出版了一本理科版，里面有很多理工科的专业术语，我只看课文，专业词汇就略过了。这些课本有个特点，就是内容全是中国，要么是中国人写的，要么是日本人写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好像是给来中国的日本人当翻译用的，并没有为了在日本生活而学的意图。课文里有很多的中文翻译，枯燥难读，经常很难记住或者记不住。

那时我尝试过很多记单词的方法，其中比较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每天睡觉前背十几二十个单词，背完就躺下睡着，早上醒来先回忆一下，能回忆起来的，基本就记住了，不会背太多。之后主要靠大量的课文阅读扬州日语外教口语一对一，凡是再次出现的、能回忆起意思的单词，经过两次复习，就加深了记忆，真正掌握了。后来我看心理学的书英文广州，发现这很符合心理记忆的原理，所以读研究生的时候就一直沿用。现在看来，我再也没有觉得记单词难了。

我也买了这本书。

自动加量之后，日语课简单了大庆英语，进度太慢，很想睡觉。但是班上人少外教少儿，何老师讲课问问题的时候，经常先看我的反应，实在睡不着，就跟范世旭同学学用左手写字。

很快，我把日语教材全部看完了，开始寻找日语本科生的教材。当时《新日语》教材只出版了前两册，第三、四册只是油印，但比图书馆里的好多了。后来，出版了一些日汉双语小册子，我买了一本《二分铜币》（黑岛传二著，吴肃福注，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3月）。

1979年，杭州大学中文系学生与日本留学生稻畑光一郎合影。稻畑光一郎双手合十，形似小炉匠。后排右二为作者黄世忠。

1979年冬天左右，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稻畑光一郎来杭大学学习。一天，1班的同学邀请他到宿舍见面，2班只有我一个人去了。我记得大家都问了他很多问题。有人问他会不会开车鞍山外教，他说不会。他穿着一双布鞋，一副书生模样，大概跟不上日本年轻人的潮流。二十多年后，我们在早稻田再见面时，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

高三的时候，看到1977级的同学在备考研究生，我恍然大悟，是的，我也能考研了！分析一下“情况”：专业课不难，难的是外语和政治。英语是全国统考，据说难度极大；日语是小语种，各个学校自己出题，相对容易。至于政治课，如果我每节课都认真听讲，通过考试应该没问题。这么一算，我胜算不小。

果然，我顺利通过了考试如何英语，而且总分很高，因为日语考了89分！当时为了照顾古汉语、古代文学考生，外语分数降到了45分，但还是有人没通过。我选择学日语，只要笔试，轻而易举。后来考博士，考上去了，外语就不用操心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我读研之后，何老师继续教我们日语，我成了她的“得意门生”。后来，韩裔李老师教我们日语，他的日语说得非常地道，让我的日语听力水平大大提高。

但没有想到后来竟然有机会去日本！2001年4月至2002年3月扬州日语外教口语一对一，我去日本做访问学者排名英语，有机会到日本公私立图书馆考察、编目日本中国戏曲文献。后来我多次去日本英语收费标准，编纂了《日本中国戏曲文献总录》。最自豪的是，过去日本学者编目中国文献的往往是日本学者，而我编目日本文献。这些都是以后的故事了。（黄世忠，浙江诸暨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