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
《做一名模范教师》栏目又回来了。疫情让所有教师都成了“锚”。但无论线上线下，教学都是一份认真的工作，需要真正的奉献。本期的嘉宾是胡荣老师，他是教学和科研双优的典型代表，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此外，还有不少读者反映无法加入读书会，关于该问题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公众号第二篇文章。
关于作者
胡荣，福建寿宁人，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厦门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委员。曾就读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1984-1986）、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学系（1996-2000）。主要研究领域为乡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创立社会单位理论。在《社会学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主要著作有《社会学导论》（1993）、《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2001）、《社会资本与地方治理》（2009），译著有《宗教社会学》（1989）、《心灵、自我与社会》（1995）。 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担任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2009年入选美国富布莱特访问学者。曾任福建省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我从1980年在福建省寿宁县西溪中学任教开始，已经教了快四十年了。在厦门大学百年校庆来临之际，我不禁回想起自己在讲台上走过的近四十年。
1. 边学边教
1980年7月，我从宁德师专毕业，被分配到寿宁县西溪中学任教，走上讲台时，我18岁。1978年，我16岁的时候，从这所中学考上了专科，是当年班上40多个同学中唯一考上大学的人。由于体检的原因香港英语，我没能上本科大学，只在刚刚成立的宁德师专读了两年政治教育专业。在宁德师专读了两年后，我又回到了毕业的寿宁县西溪中学任教。这是我学习的地方，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很亲切。两年前哪个好英语，我从这所中学毕业，现在我是一名老师，教学生。两年前，这些学生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当时他们都读初中二年级。这些学生中，也有我的同班同学，他们也是高考落榜后才加入的。
校长对我寄予厚望，第一学期就让我教高二毕业班的政治和历史。我对毕业班的教材并不熟悉，要把高四的所有内容都学熟，还要教两门课，教毕业班非常吃力。我没学过历史幼儿学英语，所以只能边教边学，经常没有时间休息。学校小，一个老师教几门课是常有的事。在西溪中学的四年里，我教过政治、历史、英语和语文。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我必须在实践中学习和教学。
1983年，寿宁西溪中学
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缺书。当时我工资虽然不高，但我省吃俭用，每个月都要花很多钱买书。在寿宁城关的书店里，我只能买到侦探小说。我只好给北京、天津、上海、福州等地的出版社、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写信，从这些地方邮购很多哲学、英语方面的书。我一边学习，一边买书。经过四年的努力，我的房间里有了一个七层高的书架，里面放着近500本书。
书本的问题解决了，那如何利用空余时间学习呢？我平均每天要上两节课，还要花些时间做饭。这种情况直到1983年下午才有所改变，学校开始给我们这些单身汉做饭。这就使我一天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我把这有限的时间全都用在学习上了。我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学期要按部就班地学习几门课。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学习时间表：星期一到星期三学英语，星期四到星期五学哲学史，星期六到星期天学现代西方哲学。我整天呆在房间里学习，很少回家，更很少出去。因为这些都是浪费时间。在农村中学，当时的年轻教师娱乐活动不多，经常聚在一起打牌。他们几次拒绝找我之后，就再也没有找过我。一天过去了，我总是要思考这一天到底学了什么，是否浪费了时间。
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自学哲学和英语。我们中学四年没有英语课，大学也没有英语老师。我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茶花牌收音机，通过听广播、跟着陈林的英语讲座学习英语。记得刚开始学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教第二册了，我的基础没有跟上。后来，我找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正好从第一册开始教，我就跟着浙江台学，每天听半个小时。学了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的基础后，我又转到中央广播电台学第二册。陈林的英语讲座一共有四册，中央广播电台还没有教完四册教材，而我已经把四册都学完了。 我学了陈琳的教材后零基础英文，又学习了北外编的英语教材和徐国章的教材，然后听美国之音、北京电台练习听力。没有老师，遇到难点，就得先放下，继续学得更深入一点，原来不懂的东西就容易懂了。经过四年自学，1984年我参加了南开大学的研究生入学考试，英语考了74分，南开当年的及格分数线是50分。学哲学时，我也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哲学原著难懂，但把哲学原理搞透了，学了哲学史外教平台，就容易学了。
1984年，我考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这是我国最早重建的社会学系。我很喜欢我的社会学专业。南开大学不错，图书馆也不错《做一名模范教师》第五期 胡蓉：我的教师生涯四十年，经常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讲课。但是社会学专业的教学条件不好，系里很多课都开不了，只请一些外籍教授来上短期课，比如日本东京大学的富永健一教授给我们讲经济社会学，南斯拉夫的波波维奇教授给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美国的蔡文辉教授给我们讲社会学理论。但是社会学方面的书很少，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上了教职以后自己学、自己教的。
1985年在线外教，南开大学新开湖畔
2.构建最美校园社会学理论体系
1986年7月13日晚，我告别了生活了两年的南开公园，坐上了南下的火车。火车从天津出发，7月14日下午2点到达南京站。下车后学外教，我先游览了玄武湖，第二天上午参观了中山陵。下午乘315次列车离开南京，17日凌晨到达厦门，18日到厦门大学报到。
厦门大学既无社会学系，又无社会学专业，只有哲学系的辛炳耀、张友琴两位教授社会学课程。南洋学院的何其八教授曾是著名社会学家陈达的助手，但多年未从事本学科的研究。我被分配到新成立的政治学系，但初到时却到南英大楼二楼的哲学系报到。9月27日下午，学校公布了政治学系领导班子，黄强任主任，吴忠平任副主任。新成立的政治学系与马列办公室合并，政治学专业只有十余名教师外教在线，办公室设在南英大楼三楼。
第一学期系里没有安排我授课，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备课。当时厦门大学图书馆里的社会学书籍并不多，备课时我主要参考沙利文、托马森编著的《社会学》英文版。第二学期我开始教学广州学英语，1984年为政治学专业本科生开设了社会学概论课。学生没有课本，我就边教边写讲义。1987年4月，一份约18万字的讲义终于完成，我将其命名为《社会学原理》，并于5月14日交校印刷厂印刷。
我在南开大学只读了两年研究生班，没有写毕业论文，也没有拿到硕士学位。按规定，毕业后可以在工作单位写学位论文网络英语，然后回校答辩托马斯英语教材书，获得学位。我准备写的是《符号互动理论》。离开南开前，我从社会学系资料室和来校讲课的美国教授施耐德那里分别抄了两本关于符号互动理论的书。到厦门大学后，我托去北京进修的同事在北京图书馆复印了两大卷关于符号互动理论的资料。由于要备课，论文的写作断断续续。显然，1987年7月的答辩我不可能再回校了，于是我就给南开大学写信，把答辩日期推迟到年底。 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努力，论文终于在1987年9月12日完成。我先复印了两份，10月3日寄给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孔令之、王楚晖，然后交厦门大学印刷厂印刷。10月21日，我收到了50份印刷好的毕业论文。12月29日，我参加了论文答辩。我的论文答辩定在29日下午。答辩委员会由赵碧如、林芳、孔令之、乐国安、张乐宁等组成。各位老师提了很多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论文顺利通过。
我在厦门最初的几年，除了教学和写论文，也发表了一些科研成果。1986年，我在《社会》上发表了《西方社会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发展》，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社会学文章。在备课过程中学英语出国留学，我写了《外国社会学中的越轨行为研究》和《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两篇文章。通过写论文，我在《外国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两个杂志上发表了《符号互动论的先驱》、《当代符号互动论》、《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意义》等一系列论文。这些文章主要是对外国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虽然现在看来有些肤浅，但却是我进一步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 1988年，我参与了周晓红主编的《现代社会心理学流派》一书的写作，并于6月8日至16日到南京参加书稿讨论会。随后，我又参与了周晓红主编的《现代社会心理学》和乐国安主编的《社会心理学》等书的写作。我翻译的第一本著作是托马斯·奥戴的《宗教社会学》。1987年11月，毕业论文写完后，我从南开大学翻出《宗教社会学》原件，翻译了目录和一些章节，写了简介托马斯英语教材书，印了十几册，寄给几家出版社。1988年4月，宁夏人民出版社编辑丁晓莉来信说，该书已列入他们的出版计划，我便和厦门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乐爱国老师一起开始翻译。 全书于1988年6月译出。1989年，我联系系里几位年轻教师，组成编辑委员会，意在编撰一套当代世界政治人物传记，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请厦门大学政治系研究员、美国鲍尔州立大学教授张德光教授担任顾问。我们先翻译了《宫廷内幕——马科斯与伊梅尔达的兴衰》、《卡扎菲——沙漠之声》和《阿拉法特》。由于出版社发行不畅，只出版了前两本。1995年，与王效章合作翻译的乔治·米德的名著《心灵、自我与社会》由台湾桂冠图书文化公司出版。
2003年访问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80年代末，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出现了“脑身倒置”收入现象。学校资金短缺，教师收入低，有的教师下海经商，有的外出兼职，各部门都忙着办班创收。偌大的校园，仿佛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我躲在南广6207室，开始构思我的社会学理论体系。1988年8月28日至30日，我到福州参加福建省社会学会年会，投了一篇《社会单位分类初探》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社会单位的新概念，认为社会学应该以社会单位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单位的概念，我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我喜欢创作，在宁德师专写过短篇小说，在南开大学创作过校园歌曲，现在从事理论创新工作。 只有创造性的劳动才能给我带来兴奋和满足。1991年，我开始写作《社会学导论：社会单位的分析》一书。我对自己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着迷不已，上课时想，吃饭时想，海边游泳时想，晚上睡不着觉时也整夜思考。在这一年的日记里，我写下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在这本书里补习英语，我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人有各种各样的需求，这其中既有马斯洛划分的五个层次的需求，也有与人的价值观相关的价值需求。需求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基础在线英文，我们把能满足人的需求的东西叫做资源。资源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既包括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必须从别人或自然中获取资源。互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互动是一种相互的社会行为，其主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社会单位，其类型有直接互动和间接互动。 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有三种：合作与竞争、互助与冲突、交换与掠夺。为了满足个体需要，人与人之间会发生社会交往，当交往形成一定的关系网络时，就产生了社会单位。社会单位的范围相当广泛，小到两个人的家庭，大到覆盖整个世界的世界体系，可以指松散的朋友团体，也可以指严格结构化的社会组织。社会单位按照其结构和规模可分为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国家和世界体系四个层级。为了明确宏观社会单位与微观社会单位的相似性，我根据权力关系将社会单位分为初级社会单位和次级社会单位，根据成员需要的满足程度将社会单位分为单一社会单位、综合社会单位和自给自足社会单位，根据结构化程度将社会单位分为正式社会单位和非正式社会单位。
1992年5月留学外教，《社会学导论：社会单位分析》书稿完成，我交给学生复印。在书稿完成之前，我曾写信给多家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有几家出版社对这本书感兴趣，但都希望作者赞助。最后，我把书稿交给了厦门大学出版社，并多次向陈天泽社长谈出版条件，希望他们能考虑。1993年1月5日，我与厦门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条件是我包销1000册。应该说，厦门大学出版社给了我相当大的支持。随后哪好外教，王康教授将他为该书写的序言寄给我。他在信中对这本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这本书“理论气氛浓厚”，我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看法“会引起社会学同仁的兴趣”。 1993年7月18日，尤溪印刷厂送来1000册《社会学概论》，经过一年的努力，我的第一本书终于问世了！
1992年底哪家外教，我参加厦门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选拔，晋升为副教授。1993年12月，经国家教委批准学英语英语，厦门大学哲学系设立社会工作专业。1994年，我从政治学系调入哲学系，担任社会工作教研室主任。1995年，我再次报名参加中青年骨干教师选拔，年底晋升为教授。当时我33岁，是国内社会学领域最年轻的教授。
1996年，我申请到香港城市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在厦门大学办理了无薪休假手续，并于9月5日离开厦门前往香港留学。
3. 回归厦门大学建设社会科学学科
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学习三年后，于1999年5月完成博士论文初稿英文小学，回到厦门大学任教，2000年3月又回到香港城市大学参加博士论文答辩。
回校后，我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科建设中。2000年，厦门大学成立了人文学院，社会工作专业从哲学系中分离出来，成立了社会学系。社会学系成立之初，只有一个社会工作本科专业，五六个老师，我是系里唯一的教授，自然成了社会科学的学科带头人。后来，2001年，我们申请设立社会学硕士学位授予点，2003年增设社会学本科专业，2005年设立社会学博士授予点。
如果说去香港之前只是做了一些理论研究的话，那么在香港留学三年之后，我更多的是在理论的指导下做了实证研究，开始在《社会学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和英文杂志《当代中国学报》上发表一系列关于村民自治和村民选举的文章。
针对我国社会学研究不规范的问题，我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进行规范的学术研究。在国内各种规模的学术会议上，我多次强调学术规范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在《社会》2006年第6期上，我发表了《坚守学术规范，提高研究水平》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强调在重建和发展中国社会学的过程中，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对话西方社会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对话西方社会学家的研究时，必须坚守学术规范。学术研究是通过不断的积累来进行的，我们在从事一个课题的研究、写一篇文章之前，一定要熟悉相关的文献，了解前人在这个领域做了哪些研究和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东西。
在进行村民自治研究的过程中，我开始从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2003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第5期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是我的第一篇定量研究文章。我们在南开大学读硕士时缺乏方法论的训练，在香港读博士时也没有选修任何定量研究的课程。2000年我从香港回到厦门大学任教时，当时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的边彦杰教授请我帮他在厦门市做600个调查，调查厦门居民的就业和社会网络情况，并答应我可以用这些数据写一篇文章。有了数据，我就想着怎么写一篇定量文章。怎么写一篇有创新性的文章？原来的社会网络研究更多的是把网络作为自变量，看网络对求职的影响。 我想找一个新的角度，把网络作为因变量，看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网络资源。利用2001年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访问一个月的机会，我搜索英文文献。因为是第一次写量化文章，所以把别人写的量化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统计分析方法，由于没有上过系统的量化方法课程，很多分析方法只能自己摸索。发表这篇文章后托马斯英语教材书，我又写了一批量化分析文章，开始在农村进行大量的问卷调查，研究农民上访、政治信任等问题。从2001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村民自治与农村社区社会资本重构》以来英文课程，我又陆续主持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农村进行了大量的问卷调查。 2001年，我带领学生到厦门市寿宁县、同安区进行调查； 2003年带领学生到寿宁、泰顺进行调查； 2007年3月，我带领学生到浙江永嘉、江西上饶、福建武平进行调研。 2009年3月，到江西泰和、崇仁，福建寿宁，江苏太仓等地调研。 2011年带领学生到浙江泰顺、厦门进行调研； 2013年在厦门海沧进行调研； 2013年7月，我到罗源进行调研； 2015年带领学生到福建寿宁、江西上饶、福建南安、厦门等地进行调研。
2006年我在厦门大学任教
量化研究成为我的主要研究方法。之后我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量化研究方法课程。由于量化方法都是我自学的，所以我的量化研究方法课程通俗易懂，能够把复杂的统计原理讲清楚，强调统计知识在研究中的应用，深受学生欢迎。上过我课程的本科生能够运用因子分析、多元回归等方法撰写量化研究论文。2009年至2010年，我被选为富布赖特学者，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访问。期间，我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修读了Peter Marsden的中级统计学课程，学习了Stata软件的使用。回国后，我在给研究生讲授的量化统计课程中专门讲授了Stata的应用。
我的研究从最初的村民自治拓展到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2006年，我在《社会学研究》第2期发表了《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区域自治参与》，这是国内学术界首次将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运用到实证研究中。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区域自治参与”的概念，用以概括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村居民政治参与的特点。2007年，我在《社会学研究》第3期发表了《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缺失》，把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联系起来上海英文，引起了很大的学术反响。近年来，我与美国特拉华大学孙逸仙教授合作，对警察信任进行了研究大庆外教，在英文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
学术界也获得过一些荣誉。2003年，其论文《经济发展与竞争性村委会选举》获村民选举与自治机制征文大赛一等奖。该活动由民政部统筹，中国人大新闻网、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信息网、选举与治理网、中国农村研究网协办，卡特中心承办。2003年9月8日的颁奖典礼上，美国前总统卡特亲自为获奖者颁奖。2004年，获“福建省第三届杰出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荣誉称号（由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人事厅、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颁发）。2008年，任闽江学者特聘教授。 2008年入选美国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并于2009年10月至2010年8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访问。2015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我还担任过社会学系的副主任，自2004年，社会学部，政治学系和人口研究所共同建立了公共事务学院英语排行榜，我开始担任2017年的公共事务。但是，在许多努力之后，这也受到了许多限制。
2018年Qilu师范大学的演讲